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踉跄：晚清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与超越
作者：李安义
内容简介
 为什么清朝会灭亡？ 为什么民国如此短暂？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细品一下一百七十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会发现，她远不如古代中国走得那样四平八稳、雍容华贵。比较而言，近现代中国史的脚步明显地凌乱了，少了按部就班，少了气定神闲，而多了期盼、挣扎、反思与比较。韩愈《赠张籍》中有两句诗，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以此来形容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本书从清末讲起，历数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成功。同样的历史，却有不一样的眼光，明是考古，实为察今，看似历史，实为政治，然而通览全书却又是另两个字规律，中国人追寻中国梦的历史为何只能跄踉前行的规律。 

序
<b>（一）读史</b>
读史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了解。
读史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乐趣，可以知道“千古一帝”秦始皇是怎么生的，也可以知道“春秋霸主”齐桓公是怎么死的，可以知道杨玉环是多么美，也可以知道钟无艳是多么丑。
此中读史有如幼儿识字，记住了，知道了，为娱乐，为充实。第二重，明白。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常常处于各种“道理”的教化之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他明白的人生道理不断积累和更新的过程。
从小，我们就被一个个经典的历史故事熏陶着：读《孔融让梨》让我们知道了要谦让，读《华盛顿与樱桃树》让我们知道了要诚实。我们被感染着，被教育着，沉浸在故事的情节中，却很少思考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
我们熟悉的历史大多是由故事组成的，但历史却不仅仅是故事。故事是因结论而存在的，它告诉了我们价值选择的方向，却没有告诉我们现实社会的行为选择。读史可以让我们剥掉抽象出来的逻辑关系，明白真正的人生道理。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吗？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吗？工人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吗？农民的思想是僵化的吗？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第三重，把握。
中国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没有走到美国的行列里去？我们为什么搞了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分化？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名“政治老师”，许多学生问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他们：只有站在生物进化史上，我们才能搞清楚为什么人没有尾巴。同样，只有站在晚清以来的中国奋斗史上，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历史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选择，都是各种因素综合的必然结论；我们看到的和反思的一切，都只是历史逻辑中的一个链条。我们为什么走到了这里？只能从历史中去找到答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问题？也只能从历史中去找到答案。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朱光潜就是从这个层面上理解的。
<b>（二）踉跄而行</b>
政治老师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真实的历史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算式的推演过程吗？历史是人的历史，它必然蕴含着人的主观意志而成为人类主动的行为选择，因此，它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的。因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一切观念，必然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或者是方向，或者是进度。
真实历史道路的选择，强势者（集团或个人）的主观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细想起来，它又是强势者随心所欲的吗？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这条路走得如何，却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晚年的乾隆，努力保持着“天朝上国”表面的尊严，然则几代君主的努力，最终还是无力挽回江河日下的败局。
一个考了四次秀才都没有成功的“天王”，扯起了反孔的大旗，走上了造反的道路，然而只走了十四年的“光辉”历程。
一个怀才不遇的“神童”，从改造孔子起步，七次上书，终见皇帝龙颜，轰轰烈烈的维新，杀了六人，关了两人，剩下自己在舒适的“考察”和奢侈的晚年生活中忧国忧民。
相比于前二者，真正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可能就算那帮子“道不同”的洋务派，富国强军的根本目的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的崛起和西方民主思潮的涌入，推动了中央集权专制的结束。
十六年的混战，中国国民党终于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然而二十二年后，中国共产党却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社会有着绝美的设想，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良好的期望，并且也热切地希望那一天尽快到来，但是，历史同样并不随心所欲，我们一直在各种艰难曲折中摸爬滚打。
新中国的建设，止步过，后退过，彷徨过，徘徊过，然而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位，汽车超过九千万辆，“神舟”问天，航母下水，英国内阁学习十七大报告，印度总理要求“人人捧读”温家宝总理讲话。
细品一下一百七十三（1840-2013）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我们会发现，她远不如古代中国走得那样四平八稳、雍容华贵。比较而言，近现代中国史的脚步明显地凌乱了，少了按部就班，少了气定神闲，而多了期盼、挣扎、反思与比较。韩愈《赠张籍》中有两句诗，“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以此来形容中国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似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现代中国，是否已经越过“门限”，再无羁绊，平稳而安全地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呢？
好像事情并不能让我们简单地乐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策略，以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持续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断恶化的居住环境，日益彰显的能源危机，而这些东西不仅仅只是使我们不幸福，更大程度上它阻碍了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昂首挺胸的社会主义中国，又一次被“绊”住了，如何越过这一“门限”？目标已经明确，方法已经找到，但能否随心所欲，那就要看各种因素的“态度”了。
<b>（三）讲点“政治道理”</b>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授业”好像是专业课老师的事了，而政治老师只剩下两件事可做：传道与解惑。然而，在弥散着物质、功利气味的现代中国，政治老师的这两件事因为与“业”关联不大，所以也就站到角落上去了。
政治老师的“道理”，都是从大处着眼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众人之事”。因其大，所以它并不产生于听众个人的主观需要；因其大，所以有距离感和压迫感。也正因为如此，听政治老师讲课是一个让人乏味的事情。但是，政治之道理又是一个不得不讲的东西，因为它是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因此，也是个人的理性需要和长远需要。我们说，政治老师之责任，就是要实现社会整体价值导向与学生的个体价值选择之间的无缝链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当政治老师十五年了，听各种各样的政治道理也有三十年了，然而难以改变的是政治的那副严肃而令人敬畏的脸。是政治道理本身的问题，还是讲道理的话语方式问题？我看更多的是后者造成的吧。
写这么个东西，看似历史，可能难以摆脱政治老师的职业本性，以求在讲历史的过程中，去总结一点政治的道理。为了使读者能看得下去，本书采用了以下处理方式：把学术通俗化，把道理知识化，把政治趣味化，把历史人性化；不赞美，不指责，避免空洞的说教，避免单纯理论论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用俗人的心态去分析，去认同，用常人的逻辑去推理，去论证。
洪秀全也是喜欢讲道理的，但“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那我说的东西你信不信，看了之后才有发言权。所以，抓紧看正文吧！

第一章 大黑暗日增沉重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
——恩格斯

历史在这里转弯
<b>天朝辉煌</b>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广场对面则是主要街道，宽约四十步，从城的这一端直通到城的那一端。运河跟一条主要街道平行，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存放着从印度或其他地方来的商人们所带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万人到五万人参加。
杭州街道全铺着石板或方砖，主要道路的两侧各有十步宽的距离，用石板或方砖铺成，但中间却铺着小鹅卵石。阴沟纵横，使雨水得以流入运河。街道上始终非常清洁干燥，在这些小鹅卵石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样地不停奔驰。马车是长方形的，上面有篷盖，更有丝织的窗帘和丝织的坐垫，可以容纳六个人。
杭州主要街道的两旁，矗立着高楼大厦。男人跟女人一样，皮肤很细，外貌很潇洒。不过女人尤其漂亮，眉目清秀，弱不胜衣。他们的服装都很讲究，除了衣服是绸缎做的外，还佩戴着珠宝，这些珠宝价值连城。1
1298年，作为战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由作家鲁思梯谦写出了传世名著《马可·波罗游记》，这是其中的三段。
这是一本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书，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约翰逊和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都是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才纷纷东来寻访中国的。传说中富庶的国度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
大约三百年后，又一个意大利人来到中国，他就是利玛窦2。他在其《中国札记》中仍这样记载：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
这里，我们还发现了桔子和柑桔类水果以及各种刺丛上生长的水果，种类繁多，并具有比别的国家同类水果更好的香味。
花草之丰盛确实令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中国人有很多种花是我们从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动人们的美感，并显示造物者慷慨的恩赐。
中国人用糖比蜂蜜更普遍得多，尽管在这个国家两者都很充裕。
在中国，可以看到有些城市是建筑在河流湖泊之中的，就像威尼斯在海上那样，有宫殿般的船舶在其间往返。
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盛大的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3
三十年后，又一个葡萄牙籍传教士谢务禄4来到中国，后在其著作《大中国志》中仍这样介绍大明王朝的繁华：
我曾在流向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八天，等待数量惊人的汇集起来的船只通过。一个沙漏时辰过去，仅数一数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为旅客提供便利，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不是运货的。
他们的住房不如我们的华丽和耐用，不过因设计良好而便于居住，整洁舒适。他们使用大量的优良涂料漆刷房屋，而且刷得精细。
他们房里的器皿和家具奇特而奢华。
他们的镀金家具和装饰、及妇女的珠宝，因需求和新奇，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但这些物品并不从一个港口输出，而是经由许多港口输出，经常有大宗交易。
若有足够的空地，他们也种大树，堆积假山，并为此从远方运来许多巨石。他们养鸟，如鹤、天鹅，及别的美禽；也养动物，如鹿，另一种白斑、毛色淡黄的鹿；他们挖了许多鱼塘，塘里的彩色金鱼上下遨游，清晰可见；还有其他类似的奇异好玩的东西。
夜莺比我们的大，歌唱的姿态和声音都一样。有的鸟我们没有，很受珍视，外表漂亮，也是美味食品。5
抄此三人的东西，那种感觉是无法描述的。明显不是客观地写实，而是一种带有情绪化的表述。通过这些描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夸张，更有一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产生的仰视心理。
古代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位置？概而言之，“天朝上国”。古代中国一直处于别国的仰视里，这不仅仅是一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6，而是一种存在两千年的客观事实。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的国家与世界的概念区别。《诗·小雅·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他们那里“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
春秋战国时中国主要处于内部竞争时期，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对外观念，所以齐国孙武可以跑到吴国去当将军，苏秦也可以身背六国相印。
当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原有中央王朝和诸邦并列的格局被统一国家取代，中国结束了内部的斗争，眼界开始调向外部世界。从此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之外无国，只有族，即蛮夷。《后汉书·鲁恭传》说：“夫夷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人之制，羁縻不绝而已。”季布说，“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7”贾谊8言，“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崇汉抑夷的民族思想奠定了中国后来“天朝上国”地位的基础。
汉武帝时期，通过几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优势，大汉王朝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
汉的强大，迫使周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向中国进贡：公元前124年，“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9；西汉昭帝、宣帝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10；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郡内附”11；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12。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绩彪悍的朝代，不仅统一了分裂三百余年的乱世中国，而且远征突厥，使其分裂成东西两部，灭吐谷浑、琉球等国，收其地为州县，又与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民族开战。伴随强大武力的是天朝体系的重建，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附属、藩属国，对中国称天朝宗主国，从此，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就没有动摇过。
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13为“不征之国”。由此确立的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的中央政权成为一元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明朝时期，无论是朝贡国的数量、地域分布，还是朝贡的频繁程度，都远远超过前朝，并相应建立起一套与天朝观念相关的完整规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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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下西洋航行路线图
  
天朝上国，是中国任何一代皇帝都想要追求的一种自尊与自大，也能使中国人找到国家荣誉感。梁武帝萧衍时期，朝贡往来兴旺，“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14梁书》的作者姚思廉对此满怀赞誉，“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151370年（洪武三年），明朝才立国不久，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接连派两批使节诏谕各国，前来朝贡，“以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们，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前往谕，咸使闻知。”161416年（永乐十四年），在柯枝国17来贡时，明成祖朱棣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18
其实，天朝制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作为中国处理邻邦国际关系的一种原则，它强调的是天朝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保护义务，藩属国要向中国“称藩纳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称藩纳贡”本来应该是一种让朝贡国感觉到负担而让中国得到实惠的制度要求，但是有趣的是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这归因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不但不是朝贡国的负担，反而成为中国的负担。因此，在现实中，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不得不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
有鉴于此，有人指责天朝体系和天朝观念是“图虚名而招实祸”，中国为了实现自己天朝上国的虚名不得不担负保护藩属国的义务，这使得本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变成了事实上的单方强制义务关系，所以即使是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还得出兵援助朝鲜、越南。
源自华夏先民的群体优越感，在不断受到中国大一统思想、王道思想、中庸之道、和为贵等中国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天朝观念，在每一个统治者甚至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固定认识。虽然天朝体制是一个让中国单方面承受压力与负担的不对等关系，但是每一朝代，每一君主都热衷于获得周边各国对自己“上国”地位的承认，即使是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也在尽力寻求“天朝尊严”。
但是，有的统治者却忘记了天朝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强大的军事实力，缺此基础，天朝不再。
<b>最后的余威</b>
在马可·波罗离开中国之后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官员一以贯之地早起去紫禁城上他的早朝，中国农民一以贯之地用着两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农具去耕地、除草，但是世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了，掌权了，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取代手工作坊，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在国内棉纺织业生产过剩的压力下，英国对中国市场的需要更加迫切。但是在英国人眼中，中国的公行制度19、限关政策和关税定额等方面大大限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他们打算向中国派遣使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
1792年9月，马戛尔尼带着他的诚意出访中国，“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20
为了打开中国商业的大门，马戛尔尼带了一个庞大的使团，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将近七百人。并且精挑细选了大量“显示与英国通商会给中国带来莫大好处”的礼物：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天球仪、分枝吊灯、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弗雷泽天文仪、军舰模型、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卡宾枪、连发枪、步枪……还有一个“放了气的热气球”21。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九个月之后，马戛尔尼使团乘坐的一艘有六十门炮的“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准备前往觐见中国皇帝——乾隆。
马戛尔尼此来中国主要是为扩展贸易，商讨多口通商，要求：可到宁波、珠山（今舟山）、天津、广东等地方贸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等等。
但是1793年当马戛尔尼来到天津后，却被中国政府官员不分青红皂白插上了“英吉利贡使”的旗帜，在进献乾隆的礼品清单上，“礼物”也改成了“贡物”。
有人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足以显示天朝的龙威，乾隆很高兴。
阴历八月十三，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乾隆八十三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单腿下跪”行礼22。
觐见完毕，吃饭看戏。乾隆“又将自己桌子上的几道菜”赐予了马戛尔尼一行，还“亲手”给他们“每个人斟了一杯温酒”，后来又托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一箱珠宝”和“一本皇帝亲手撰写，夹有皇帝绣像的小书”23，以示友谊，但是绝不面谈“通商”“谈判”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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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觐见图
  
1793年10月3日一早，官员通知马戛尔尼赶至紫禁城，等候皇帝的答复。在等了几个小时后，被人领上大殿。乾隆没见到，只看到龙椅上一封信（上谕），马戛尔尼单膝下跪，捧回上谕。那封给乔治国王的“信”中写道：“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24
乾隆的信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我是天朝上国，你是外夷小邦，不是同一级别的25；第二，我地大物博，不需要你们国家的东西，更不需要和你们贸易。
通商之事，一无所成，未完成使命的马戛尔尼不屈不挠地努力着，然而一开始头就叩得不好的马戛尔尼终于让乾隆“朕心深为不惬”，他给浙江和广东的上谕说：“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26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监督之下，阴历九月初三离京，1794年1月8日，离开广州，终于在1794年9月6日到达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旅。
马戛尔尼失望地走了，据说走之前还给乾隆写了一封感谢信27。
此次马戛尔尼来华，是中英外交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28的一次努力，然而此行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然而真实的感受却不能在汇报时表现出来，在官方场合，马戛尔尼还是给了这次出使很有外交词汇的概括：“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
由于积极的心态的驱使，二十四年后，英国人又进行了第二次努力。
1816年1月20日，英政府委任阿美士德为驻华全权公使，希望“消除广东贸易中的许多冤情”，敦请清朝废除公行制，多开商埠以及进行自由贸易。
1816年2月，阿美士德使团从英国南部斯皮特黑德出发，7月初抵达广州。8月13日抵达天津，并得到工部尚书苏楞额的欢迎。不过双方还是就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出现分歧，清朝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但是阿美士德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双方在礼数上的分歧与争执使阿美士德使团被拒入京，只能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经多次交涉，最终决定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复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
8月27日，嘉庆皇帝在得到理藩院尚书关于阿美士德“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的上奏后，决定在8月29日于颐和园接见阿美士德。
为了赶上嘉庆皇帝的接见，阿美士德使团连夜赶路，终于在29日凌晨时分抵达北京。
人到了，但是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却未到，另外，紧张的夜路也使得阿美士德疲惫不堪，因此他要求“稍事休息”。
让皇帝等使臣，这是大不敬的事，一番争吵后，阿美士德仍坚持歇息。负责带领觐见的官员没办法，只有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如此目无圣驾，终于让嘉庆帝大为光火，取消接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次日，嘉庆帝得知实情后，怒气稍息，酌收52件贡品，又赏赐一些珍玩珠宝，准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沿途礼待。阿美士德一行经广州至澳门，最后于1817年1月28日登船返国。
可怜的阿美士德刚踏进北京就被驱赶出境，他甚至还没看清北京是什么样子。
从此以后，英国人再没有派遣使团。29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两次出使都无功而返，有一个原因很有意思——叩头，双方一直纠缠于三跪九叩和鞠躬的区别上。中国为了天朝上国的尊严，做足了工作，而英国使节为了英国的尊严做了坚决的抗争。1860年，咸丰皇帝为了不让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丢了面子，千方百计阻止英法使者进入北京，最终也没有阻止得了，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从正门东华门走，他们倒也走了，这让清朝舒服了一点。
为什么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捧着一颗心来，没带半根草去”，为什么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如马戛尔尼和乾隆的交流一样：“我竭力向他表明我这趟使命的目的，但他好像不准备与我进行这方面的谈话。”30
问题的根本在哪里？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中这样记叙托马斯·斯当东31后来的感受：“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32
然而，除此之外，是否更多地有遮羞的意思呢？
虽然马戛尔尼的来访，受到清政府最好的接待33，也感受到了中国上层的奢华，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与马可·波罗、利玛窦和谢务禄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并不是那样的富足与美好。
他笔下的中国妇女是这样的，“余所见妇女，大都食力自活者，肌肤为风霜所剥，颇不美丽。然此间天气尚佳，面色虽见侵于风霜，致中年之人带有老年之貌，而气色则固无憔悴之状也。”34
有洋人路过，被人围观是免不了的，他描写围观的人群时是这样的，“观者拥挤异常，不特水边以至岸上极高之处，多有人众驻足，即水中亦有多人，搴衣赤足，行至吾船近处，向船内细观。且每见钦使由船头行过，前列之观者，即立将头上所戴草笠脱去，俾后列者亦得一见钦使颜色。炎炎旭日，逼炙其脑，不顾也。”35
他写拉船的纤夫是这样的，“吾辈所乘船只长约70英尺，阔约12英尺，每船居人十数名，复装有行李及它种重滞之物，估其重量必在万斤以上，而中国船户犹能出死力以拽之，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者也。”36
路过镇江时，他写道：“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37
路过常州时，他写道：“常州亦为南省头等都会之一，昔时衣冠之盛卓绝一时，今已渐就式微矣。”38
当马戛尔尼听说自己一行路上每天的接待费为每天5000两白银，在北京的接待费为每天1500两白银时，他有这样的感慨：“此物价极廉之中国，而吾等一日之用费竟有此至巨之数目，宁非咄咄怪事。”“而墨吏极多，层层剥削之，规定之数与开销之实数相去，乃不可以道理计耳。”“嗟夫！孰谓中国人之道德优胜于他人，窃恐东洋孔夫子之子孙与西洋美门（财神）之子孙，同其为不肖而已。”39
虽然沿途总见军队操演，但是还是让马戛尔尼看到了“盛世”背后的败亡之兆。《停滞的帝国》一书为我们记叙了他们这次来华的感受：
“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40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41
马戛尔尼使英国人彻底改变了对天朝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见闻让以前那个令人向往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渐渐暗淡下来：
“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42
“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43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44
然而又是24年之后，这一暴力的“消除”活动终于开始了，赞成：271票，反战：262票，英国对华战争案就这样获得了通过。

走向堕落的八旗
古代历朝中，元朝和清朝是两个外族统治的朝代，而这两个朝代都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凭借武力入侵，趁乱入主中原而立国的。
仅以清朝满族论，从数量上讲，人口不足300万，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一，可谓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从文化上讲，尚属于游牧部落，是野蛮民族，直到1599年才在努尔哈赤的授命下创立满文。
清军入关之后，马上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是有着两千多年古老文明的国家！
清代统治者马上确定了他们的统治方针：“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45这是从努尔哈赤起就明确提出的政治原则。
所谓兵临，就是武力征服。清朝的武力，主要为八旗兵。
八旗，初创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抚顺新宾赫图阿拉城，“以徕服者众”，正式创建旗制，设黄、白、红、黑四旗，称“正四旗”。
1615年，努尔哈赤将正四旗改为黄、白、红、蓝四旗，同时增设“镶四旗”，即：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与正四旗合称八旗，亦称“八旗满洲”。八旗由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侄分领。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之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实行兵民合一的八旗兵，“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46
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这一阶段，八旗军堪称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作战时军纪颇严，有进无退，甚至在死伤惨重、尸相枕藉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人退缩逃阵。由于“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47，八旗兵成为建州女真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并进而统一全国的主要武装力量，战功赫赫。1618年，它曾以精兵6万，击败明朝10余万大军，取得了萨尔浒大捷；继而又用两年的时间攻克明军防守关外的宁锦防线，歼灭明军5.4万人；接着又在山海关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击败李自成大顺军；入关之后又逐一消灭各地的反清力量。八旗军在建立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统治，加强对全国人民尤其是汉族的控制，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八旗兵在满人将军的率领下分布各地。驻军分布在三类地区：首先是北京周边的24个小据点，以保卫首都安全；其次是西北的战略要地，以抵御外族入侵，维护边疆稳定；再次是汉人聚居的中心城市和南方的战略要地，以维护满族的统治。八旗军每支约4000人，都带着家人驻在各城市他们自己的营区里。
清政府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使之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实行兵饷制度。八旗子弟被清朝帝国供养起来，“以清语骑射为本务”48，不工、不农、不商，从而成为职业兵。身为满洲正红旗后裔的老舍，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表述。“……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
按规定，八旗子弟都应该是士兵，本职在强身健体，保家卫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八旗人口的增加，问题就来了。
虽然清皇帝都在表面上强调满汉平等，但是现实的政策却表明了他实质上的民族统治色彩。满族人由无畏的战士转而成为特权贵族，这种特权是有制度上规定的，如在经济上，“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49；在教育上，有专门的学校，并设有八旗专门教育机构——八旗官学和八旗宗学50；在司法上，旗人犯法，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51审理，普通的地方官吏没有权力管，量刑时，他们还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权。
伴随着八旗的贵族化，就是他们生活上的不断腐化倾向：在衣着上“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著不及他人为耻”52；在饮食上，“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入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赀用业已告竭”53；在训练上，八旗兵每逢上操、应差大都是雇人顶替，即使是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阅兵大典上，他们也是由仆人携带着兵器，骑马乘车赶赴演武场。
而且，八旗的腐化，不仅仅表现为八旗兵的腐化，更多的是表现在八旗子弟的腐化。虽然入关之后，八旗兵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添加了“养育兵”54，但仍然跟不上八旗人口的增长。由于法律制度规定八旗不工、不农、不商，所以八旗子弟也总以此三业为耻，导致大量无兵籍八旗子弟宁可闲散终日，无所事事，以养鸟逛街、唱曲听戏打发时光。
入关之后的八旗兵，由农村进入城市，在繁华的市井生活中长大的年轻旗人自幼就无法接受艰苦环境的磨炼，纨绔做派自然形成，朝廷发放的月饷经常被拿去赌博，出入烟馆吸食鸦片，有的甚至人还未到家饷银就全部花光。老舍说：“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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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形象
  
个别八旗生活腐化，不是问题，问题严重的是，这种腐化的生活日益扩大，而且不腐化就没法生活下去，而最要命的是这种腐化的生活必须来自政府的财力支持。
几百万张嗷嗷待哺的巨嘴，对于无论多么有钱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何解决这一财政负担？这是让清政府头痛的问题。
为了解决旗兵的生计，缓解驻防八旗的财政困难，清政府发给各驻防部队一笔“生息银”，由将军、都统、副都统负责管理。所谓管理，也就是以此为本，经商获利。这笔钱大多被投资了相对保险的项目，譬如开设当辅、发放贷款、买田租佃等等。而所获盈利也大都用于补贴旗兵及家属生活，或是用来支付官兵的出差费用，有明显的福利救济和办公经费补贴性质。因此，这种经商活动是受到清廷支持的。
但这种既合理又合法的行为开了清代军队经商的先例，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清廷和各级将领始料不及的。
与军事训练不同，经商培养的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欲望。然而有限的“生息银”不可能满足军队日益膨胀的需要，于是动用军费和军用财产从事商业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不可避免。1682年，广州将军便开始出租远离驻地的分散房屋，到1764年，出租范围扩大到驻地内的房屋、土地、鱼池、荒地乃至厕所。
除军用财产外，更可以从事商业活动的是军用设备。清中期以后，随着经商活动愈演愈烈，清军将领往往借平时巡防或军队调动的机会，动用战船、车辆运载货物，或从商人那里获取运价脚费，或自己直接售货得利。据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功厂，每月派道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过台往来差使；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多起之事。”55
军队商业活动的泛滥，直接导致了军队最致命的问题——战斗力的丧失。
一方面，当军队从上到下都开始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为谋生或发财而忙碌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把心思用在练功习武上，导致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清朝建立以后，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训练制度，但因承平日久，这些制度实际上并无人认真执行，平日规定的每月练习步射、骑射，每年合操、考试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将领还肆意篡改条例，减少训练次数，减轻训练强度。如乾隆年间广州驻防八旗的火炮训练时间就由每年四周减为两周，射击训练的次数由十次减为五次。有的驻防八旗部队，甚至因操场被出租赚钱，干脆取消了火枪和火炮的射击练习。
另一方面，八旗兵是靠政府财政供养的，但是随着清朝后期国力虚弱，各级军官贪污腐败，导致军饷长期拖欠，而大多数的下层旗人又无法经营生计，这就使得晚清时期的绝大多数旗人陷于贫困，有的甚至在生死线上挣扎。清光绪年间北京周边宛平通州等地驻防旗营一片萧条，十室无六七，大量的旗人或饿死或逃散，留在城里的只能靠典当家产赊账度日。这样连饭都吃不饱的部队，战斗力如何形成？
1765年，乾隆帝第四次南巡，于南通检阅当地驻防八旗训练时，看到的是“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
1793年，马戛尔尼回国时，为了执行乾隆有关显示天朝军威、震慑英夷的指示精神，沿途总能看到声势浩大的操练。但是得到英国人的评价却是，“然以余观之，此辈宽衣大袖之兵队，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失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尚属一不易置答之疑问也。”56
张集馨曾记载了一次1860年左右各省部级领导受邀观看的“千人操演”，“八营挑兵千名，在督署小校场操演”。其场面是这样的，“本来下队并无千人，起去旗帜吹号鼓锣各项，大约下队不过三四百人耳，抬枪约有十余杆，鸟枪不足百杆，其余短棍铁叉，藤牌数面，喧嚷跳掷，去而复来，以一布档横中间，由场上退入档左者，即可由右复出。”然后他写了攻城用的云梯表演，“竖立云梯，远望甚捷，然云梯只是一根独木，两旁小短横木贯于大木之中，名为蜈蚣梯，取其形似。”张集馨实在想不明白，“今所立云梯即寻常之人所用之梯，何难攀跻？”“各项杂技操毕，复打连环数声，吹擂而退。”这就是所有的操演内容，看完后张集馨最后的结论是，“不但临敌无用，即以操演论，亦复如同儿戏。”57
表演已是如此，真实的情况呢？张集馨也有记载：“榆林一镇，兵如乞丐，军械早已变卖糊口，闻调遣则现雇闲人，无非希图口粮，及临敌则狂奔而已。抚标三营城守二营，共额兵三千余员名，今所存者不及十分之一，乃系老病不堪，别无营趁，稍壮实者，或小本贸易，或受雇为勇。”58
“而伙粮旷粮，无营不有，每遇征调，立时雇人，而街上乞丐流民，散遣废勇，替名顶充，既可分俸赏行装银两，每日复有应得口粮。沿途滋挠，需索逞凶，种种不法，地方畏其人众，奚感谁何？”59
如此军队，怎么能保家卫国？这不仅是训练不足的问题，而是军队本身性质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只不过出动军队4000余人，英法联军时，两国也不过出动军队1万余人，竟把拥有4亿人口，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打得落花流水，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八旗兵，是清朝的主力部队，为了保持满人在军事上的控制，虽然清政府不断增加八旗兵势力，从1644年入关时八旗兵16.9万人，增长到嘉庆年间的50万。但是数量上的增加，并不等于战斗力的提升，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使清朝国防武备空虚，并逐渐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
1794年1月13日，马戛尔尼带领使团离开了广州，通过虎门炮台时，他看到“（虎门）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最后得出结论：“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60
当然我们不知道，后来那个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是否看过马戛尔尼的日记，竟敢以4000人的机动舰队进犯我泱泱中华。

腐败的满清官僚
同卖淫一样，腐败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罪恶。自从有了权力，腐败就有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就有了腐败。《夏书》中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其中的“墨”，就是指腐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杜绝腐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杜绝腐败，只不过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同样是跟卖淫一样，只有当事人不指责它，其他所有人都会指责这样一种行径。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
清朝腐败为什么存在，这不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跟所有社会腐败的原因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清朝的腐败、尤其是清末的腐败，是推动中国“天朝上国”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了中国百年屈辱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更是中国走向战争与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b>清朝的高薪养廉</b>
中国各朝各代虽难免有贪官，但像明清两代全国普遍性的贪污却很少见，追根究底，不合理的低薪制是官员不得不贪污的主因。
朱元璋，苦孩子出身，认为官吏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应该可以过清苦的生活，所以导致明朝官员的工资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也据此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米1000石，俸钞300贯，从九品禄米60石，俸钞30贯。后来只给少部分米，其余的折合成钱，因折算得不合理，官员的实际收入变得很有限。宣宗初年，有一位叫孔友谅的知县上书说：“大小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育，与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61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清官海瑞是不腐败的，完全靠工资生活。其本人穿布袍，吃粗粮，让老仆人在自家后园里种菜，自己下班后也常和家人一起劳动，酒肉之类的食物，平时难得吃上一次。据传，有一次为了给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结果这消息不仅传遍当时任职的淳安县城，甚至整个官场都知道了。1570年在他五十岁时被排挤，辞职回到海南老家，只能住在早已破旧不堪的旧宅，靠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度日。他甚至常常靠给别人写一些东西，收取稿费来贴补家用。海瑞的母亲去世后，还是靠别人的资助才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而海瑞之死也较为凄惨，“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62也是靠同僚凑钱办的丧事。
如果明朝官员拿清朝的工资，生活肯定优越多了，因为清朝官员工资比明朝多了不少，那么清朝官员的工资是多少呢？
清初顺治年间把官员工资分为十等：
一品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
二品岁俸银155两，禄米155斛；
三品岁俸银130两，禄米130斛；
四品岁俸银105两，禄米105斛；
五品岁俸银80两，禄米80斛；
六品岁俸银60两，禄米60斛；
七品岁俸银45两，禄米45斛；
八品岁俸银40两，禄米40斛；
正九品岁俸银33两1.14钱，禄米33斛1.14斗；
从九品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
这是京官也就是中央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
那么这个工资标准能给官员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有一姓赵的御史上奏说：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63。
御史是做什么的？专门提建议批评官员与政府的，他们的话应该能够反映社会事实，说明一个只拿工资的官员生活还是很困难的。是否如此，找个清官看看就可以了。
康熙年间，被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在当直隶巡抚时，“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当两江总督时“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被称作“于青菜”。做过巡抚、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的于成龙，在其死后，居室中只看到“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清官至此，难怪“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64
虽然我们不能说“千里当官只为财”，但是让所有的官员天天饿着肚子治国平天下，也只能是一种奢望。那么他们怎么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既然当官了，既不能经商，又不能务农，只有腐败了65。
为改变这种状况，雍正皇帝实行了一项新的措施——“火耗归公”，也叫“耗羡归公”，即不动用国家财政，把地方州县私自征收的“火耗”银提解到省里，进行规范化管理，再从中取出一部分回拨给地方官，作为他们的生活和办公补助费，这就是著名的“养廉银”。
所谓“火耗”，起于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但是从农民那里收上来的肯定是小块的碎银，上交国库需要将这些小块的碎银重铸为银锭，重铸的过程中，肯定有损耗，这就会使国家所收税收不足。为了保证国家税收，地方政府在征税时就会以“火耗”的名义加征税收。但是在现实中一般征收的“火耗”大于实际“火耗”，而这多余的部分就归了官员了。清初的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而且，“火耗”不断加重：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数倍于正赋。这是增加群众负担的违规行为，虽然顺治、康熙年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作用，以后也就默认了。
“火耗”归公就是规范“火耗”的征收，并作为财政收入上交国库。政府规定“火耗”附加税一般为正税的10%-15%，最高不超过20%，官员要全部上交，不得私自截流。
这种“火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作为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据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为：总督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259两，同知400-1600两。由此我们知道，养廉银的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十倍到一百倍。
地方官员有养廉银，那么京官呢？京官没有，但是实行“双俸”，也就是发双倍工资。《清会典事例·户部·俸饷》记载，“将在京大小文官俸银，加一倍赏给，令其用度从容，益得专心於官守。”
按理说，通过皇帝给官员的大幅度加薪，应该可以抵制腐败问题，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大家要知道，工资低与不低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什么？一是相对自己的过去，二是相对于别人。
从时间上来讲，自己的工资是长了，应该是好事，应该可以激励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大家也应该知道，这种激励绝对不可能是长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激励将慢慢淡化而最终成为无。
那么与同僚的比较呢？由于养廉银的数额比正俸要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导致京官的俸禄比外官要低得多，级别越高，差距越大，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比同级京官要高出二十倍以上，所以导致“人情喜外任而不乐京职”。66出不去的京官就会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权力或隐权力为自己争取利益。从哪里争取？“非从天降，非从地出”67，只能从地方官那里争取，因此，地方官的“冰敬”、“炭敬”、“别敬”68等各种各样的花费使得财富源源不断地由地方流向中央。
既然这各种各样的“敬”仍然需要，那是不是地方官要从自己的合法收入中取出这部分来呢？肯定不愿意！于是地方官员仍然在合法的养廉银外打主意。所以，地方官并不会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他们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任意敲诈勒索；由于田赋可以用钱交纳，所以经手官员就可以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但可以报五成，而农民的实际田赋却不一定少缴，多收的银粮就都到州、县官各级官吏的腰包里了；此外，司法权是政府包揽的，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榨的好机会。
<b>劣币驱逐良币</b>
清朝政府后期的腐败被很多政治学家定位为制度性腐败，就是因为清朝后期的腐败成为通行的潜规则，常态化，正常化，甚至制度化。
所谓“潜规则”，是指看不见的、明文没有规定的、约定成俗的，但是却又被广泛认同、实际起作用的、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规则。历史学家吴思是研究潜规则的权威，他的著作《隐蔽的秩序》、《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等书对此有精彩的表述，后又有张程、吴钩、程万军等人就此类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挖掘。
在他们的研究中，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最能够准确说明当时潜规则盛行状况的文字材料。
张集馨（1800-1878年），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四帝，1829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1836年，受道光皇帝的“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十年间，先后任过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陕西巡抚等职。
从张集馨的履历可知，他在十多个省做过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是管理司法和监察的按察使（略相当于今天分管政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以及管理民政和财政的布政使（略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作为地方大员，张集馨比大多数同代人能更深层地接触和了解官场的显规则与潜规则。而且，他是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京官，通过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升迁为地方大员的，这使得他见证了当时整个官场的原生态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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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馨作品
  
从个人品行上讲，张集馨既不算以清廉和操守自命的清官廉吏，但也绝不是只顾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而是介于清与污、廉与贪之间的中间派。随大流，识时务，不刻意索贿求贿，但也不放过可以捞钱的陋规。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集馨正是大清运行体制内一个高级官员的标本。另外，翰林出身的张集馨，敏于观察，擅长文墨，对清朝的腐败现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今天研究他晚年自订的年谱和他留下的与同僚、朋友之间的书信时，才更能客观地还原一个真实的清朝官场。
《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自叙年谱，按照从生到死的时间顺序，逐年排列其言行、见闻、经历以及家庭琐事等等，但这本书并不是张集馨自著，而是后来的研究者、传抄者在《张集馨自订年谱》、《椒云年谱》等基础上编集而成，编者依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张集馨以他“清丽”的文采，把当年充斥官场的腐败现象作了逼真描述，给后人认识当时腐败黑暗的社会面貌，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
除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冰敬”“炭敬”“别敬”等潜规则外，这里面还介绍了“印结”、“三节两寿”、“程仪”等“陋规”69。当然，陋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名义，有不同的称谓，如送给女眷的叫“妆敬”，送给学子的叫“文仪”，送给门房的叫“门敬”，送给仆人的叫“跟敬”，喜庆为“喜敬”，年节为“年敬”、“节敬”等等不一而足，但总之一个性质：贿赂。
所谓贿赂，总是一种不正当行为，应该是偷偷摸的进行的。但是清朝这多种多样的贿赂，却是灰色的，常态的，不仅形式，而且数量都是约定俗成的，成为官场的普遍规则。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被补授为陕西督粮道，由于这是个人人艳羡的肥缺，因此他只有靠借贷完成这高达一万七千两白银的“别敬”70，最后连去陕西赴任的盘缠都差点凑不出来。
在陕西粮道上张集馨记下了各种贿赂的名头、数量以及送达方式：
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海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年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至于迎来送往的吃吃喝喝，那更是免不了的。张集馨在这方面也有着详细地记载：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即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除外。又记：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71
如此记述，举不胜举，只不知张集馨如活着的时候发表此年谱，会不会被双规、撤职法办。
两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道光皇帝时，道光勉励他做一个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是张集馨在临走前不能忘记一件事——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这一番下来，“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72，只是不知道这些钱是不是又是靠借贷来的。
在清朝，谁能逃出这些潜规则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林则徐也没能例外，因为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在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期间，林则徐正是当时的陕西巡抚，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73。张集馨还是讲职业道德的，只记事，不指名。
官员如此，小吏又如何呢？
清朝政府公务人员分两种，一种叫官，一种叫吏。吏又叫胥役，主要包括书吏和衙役，书吏是“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74，衙役又称差役，“奔走于公家，执杂役者也”75。清代的胥吏有多少，没有准确数据，明末清初的侯方域76说，“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77。清初承明制，胥吏有工食银，从地方正额钱粮之存留部分中取得。但是到康熙元年（1662年），取消全国范围内胥吏的工食银。那么没有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供养的胥吏如何生存呢？只有一个办法——腐败。
吏部和兵部书吏主要在文武官员补授选调时索取贿赂；工部书吏通过在兴修工程时捞油水；礼部书吏在科举考试和婚丧等重大典礼上获得额外的收入；刑部书吏则当发生人命大案时可以敲诈勒索；地方胥吏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办案的各项规费，包括纸笔费、抄写费；等等。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正因为内外衙门的书吏可以获得名目繁多的部费、陋规，所以导致他们中的有些人实际收入甚至比官员还要高，形成了京官贵而穷，胥吏贱而富的怪现象。
而清代政府则对这种腐败更是采取了事实上的默认、纵容态度。2012年出版了一本很受争议的书，由自称是慈禧太后情人的巴恪思男爵（1873-1944年）写的《太后与我》，他的这本书里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给胥吏仆人小费的描写，不仅是朝廷大员，而且连慈禧太后也是这么做的：“太后命李（李莲英）给我五百两银子，赏赐仆役和轿夫”。78“访问大学士（荣禄）之行破费不少，但是想到为我的仆人们赢得不少面子，我甚感安慰。这是因为，大学士一定会以相当的数量赏赐他们；当然，他确实如此做了。”79“我（巴恪思）给两位小厮和前述侍者各五两银子小费，并有幸得到他们的赞赏。”80“荣禄的一队亲兵全副武装，一脸凶相和警惕，守着大门。戈什护呈上我的名片，以及最重要的‘门赏’。”81“他（李莲英）无论何时造访我——相当频繁毫无例外总要赏我的仆人五十两银子；因此他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客人。”82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这样总结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他说“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由上到下都行贿成风，美其名为‘馈赠’，实际上就是贪污纳赂。……换句话说，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组织。”83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劣币驱逐良币”，是说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
该定律是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但是这个定律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其实在政治领域仍然是这样。当潜规则逐步被接受之后，潜规则逐步代替正常的制度性规范，而成为制度化的东西。
清朝后期，官僚体制中的腐化现象正验证了这样一种历史的规律，突出表现在捐纳的常态化和制度化上面。
所谓捐纳，是一种异途选官制度，各朝代都有，汉朝曾卖过爵位，唐时有“斜封官”，但这些只是正途选官方式的一种补充，到了清后期，这种出卖官爵典封的捐纳办法竟然成为弥补国库空虚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1843年—1850年八年间，由于清朝政府大力推广捐纳，报捐人数和捐纳银数都很可观，各省报绢人数共计62068人，所收捐纳银共计6734874两。以当时仅由户部收入的捐纳数和户部每年收入银数比较，捐银所占的比重：1843年为48.2%，1845年为16.5%，1846年为19.2%，1849年为12.2%。84“为了便于卖官，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在太平军起义之前还只是355000名，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85
在当时各省地方官吏中，由“捐班”而为道府州县者，“已居天下十分之半”，这些“捐输各员”“以官阶为利薮”，“居心贪墨”，“当其候补之日，夤缘百出，及其补官之日，又复朘削多方”，甚至“有身坐堂上，向民间索取银钱，自认为捐班而以为贪婪之数，皆其分所应得者”86。其恶劣的影响，连道光皇帝本人都“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87
官僚体制的建立本身是为巩固政权的需要，而政权的巩固需要下属各级权力有明确的分工和价值指向性。任何时候，腐败都是对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否定，腐败现象的大量蔓延是一个政权衰落的主要表现，清末腐败现象的不断漫延，正表明了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不断加深。
嘉（庆）道（光）之后，清帝国迅速走向衰落，这种衰落，不只是绝对意义上的，更是相对意义上的。

好欺负的晚清政府
工业革命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不需要过多的重复，大家在中学时期就已经了解了。它开始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只能模糊地界定在十八世纪中期，那时中国正处在乾隆时代的中期。那时的乾隆可能正在第一次下江南的船上吃着地道的淮扬菜。
随着半个世纪的积累与积淀，当乾隆把一个烂摊子交给嘉庆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正如日中天，进入一个各种新的革命性技术大爆炸的年代，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一百年里，各种技术发明才真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807年，富尔顿造出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轮船“克莱蒙特号”。
1815年，英国科学家汉·戴维发明了不会引起瓦斯爆炸的安全矿工灯。
1829年，史蒂芬逊制造了“火箭”号蒸汽机车，开创了铁路时代。
1849年，戴维·布鲁司特发明了立体照相机和双镜头的立体观片镜。
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
1866年，诺贝尔制造出固体炸药“达那马特”。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
1877年，美国建成第一座电话交换台。
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创办“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
1882年，爱迪生在美国纽约珍珠街建立拥有6台发动机的发电厂。
1886年，英国的机械工程师斯塔利设计出了新的自行车。
1888年，爱尔兰兽医邓洛普发明了充气轮胎。
1888年，德国科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1899年，马可尼在英法之间发报成功。
大量发明的广泛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的技术面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大发展，使英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1838年，英国只拥有铁路500英里，但是到了1850年，则达到了6600英里，而1870年，则达到15500英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才历经磨难，终于使用。
1720年英国钢铁产量为2万吨，1806年上升到25万吨，1850年达到250万吨，而到1900年则达到490万吨。
当然，工业革命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英国，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
有数据显示，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七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万英镑、1900年的404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工业革命的结果不仅影响了工商业，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造肥料）、1348000吨和16251213吨。
大量的数据让我们不能不想起来一段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88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感慨。大家要知道，这可是在1848年，也是中国的道光二十八年，那一年，洪秀全刚写了《原道觉世训》。比较一下，虽然都是鼓励造反的，但怎么都感觉不到它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或缺的三件东西，一是市场，二是资金，三是资源。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如何解决？只有向外扩张。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她多灾多难的历程。
1800年之后，也就是乾隆皇帝死后的第二年，中国就逐步进入了一个灾难的世纪。以《丑陋的中国人》著名的台湾作家柏杨，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中这样评价这个世纪：“本世纪是西洋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89这种羞辱的痛苦，当然政府感受得最明显，因为这时候的清政府是那样的虚弱，像一个晚期的癌症病人。我们看看这个世纪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了。
1803年（嘉庆八年）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他换轿欲进入神武门内的顺贞门时，忽从神武门内西厢房南墙后冲出一条大汉，手持短刀直奔御轿，光天化日之下刺杀皇帝。在场的众多护军、侍卫一时被突如其来的行为吓蒙了，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轿旁的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意识到情况不妙，忙迎上前去阻挡大汉，此时的嘉庆皇帝也被这突发事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入顺贞门内。大汉见嘉庆帝逃走，手挥短刀左扎右刺，一心追杀皇上。经过一番激烈搏斗，终将大汉擒住，侍卫丹巴多尔济被刺伤三处，定亲王绵恩的袍袖也在拼杀中被刺破。这就是清朝有名的嘉庆皇帝遇刺案，未遂，但惊动朝野上下。后据刺客陈德交代，“因无路寻觅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在常人眼里，如此禁卫森严的紫禁城，却被一莽汉横冲直撞，确实有点丢人，嘉庆帝下令加强包括圆明园、热河行宫、木兰围场等处禁地的警戒。但是，丢人的事却不是加强警戒所能解决的。
1813年（嘉庆十八年）九、十月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农历九月十四日，林清派教徒二百人分两小队，暗藏武器，化装潜入北京。次日有九十余人在陈爽、陈文魁率领下，由信教的太监张太、刘得财等引导接应，分别从东、西华门攻入皇宫，守卫皇宫的“八旗劲旅”猝不及防，一败涂地。攻入皇宫后，为了寻找并杀死嘉庆帝，起义军化整为零，分成小队四处寻找。宫廷侍卫们大多死的死，逃的逃，仅有少部分在隆宗门外与义军激战，皇宫内一片混乱。部分义军甚至冲至养心门，正在读书的皇子绵宁（后改为旻宁，即道光皇帝）疾呼侍卫，竟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只得亲自拿出鸟枪抵御，击毙了两名义军士兵。嘉庆皇帝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这次天理教起事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让人感受到了清朝政府的衰败。一是一伙不到百人的“乌合之众”，居然顺利地攻入了由八旗军层层守卫的皇宫；二是起义军在攻入皇宫后分成小队“扫荡”，宫内的侍卫居然还无法将其剿灭，最后依靠正规军火器营才完成镇压，各个击破，想想实在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90
清政府虽然虚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政府之力对付个别侠士和小规模的民变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付真正的悍匪，就不是这样的了。
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出海口。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道光帝害怕了，罢了林则徐、邓廷桢的官职，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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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1841年2月23日，英军再次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5月21日，奕山91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带着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次日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
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
1842年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50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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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兵与中国女人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国人尽知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银元，割香港岛。中国的百年屈辱史由此开始。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一艘叫“亚罗”号的商船上抓走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这个“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被抓的12个人也是中国人，但是这个中国商船却偏偏挂了个英国国旗92，抓捕过程中，不知是哪个很有爱国热情而又没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兵看着生气，就把那面英国国旗给拽下来了，还踩了两下。这下问题麻烦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93立即释放被捕人犯（此船的确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向英国政府道歉（因踩国旗而污辱了英国）。叶名琛答应放人，但不道歉。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
1856年2月25日，法国神父马赖因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抢掳奸淫，被新任知县张鸣凤下令拘捕，拷打致死，后斩首示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此为借口，提出“为保护圣教而战”口号，在1857年与英法组成联军，攻陷广州。
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1858年6月，钦差大臣佳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增设口岸通商；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并派兵船在这些口岸停泊；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享受最惠国待遇；确定领事裁判权；等等。
1859年6月，英、法、美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率舰队炮击大沽。1860年8月，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9月，清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失利，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承德。10月13日，英法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18日，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大火持续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后又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
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先后与英（10月24日）、法（10月25日）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加对法对英赔款各达800万两；增开天津等通商城市；准许招募华工出国；等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以19000人对清军200000人，最后是英军523人伤亡（其中69人死亡），而清军伤亡22790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出动17700人和173艘军舰，打败了约200000人的清朝精锐，以405人的伤亡换来了清军21500人伤亡。不知道这两次战争在世界军事史上是否称得上是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案例。
当英法联军在南方给大清帝国施加压力不断掘取财富与利益的时候，俄国在北方趁火打劫，也加紧了抢夺的进程。
大家知道，清朝是个民族统治的国家，小民族统治大民族。这个不自信的小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入关后实行了民族隔离制度，颁布禁关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称其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94，要保护“参山珠河之利”。95由于对东北的长期封禁政策，使得这里的千里沃野荒无人烟，这就让俄国人占了便宜。
鸦片战争之后，沙俄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1849年至1853年，沙俄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建立侵略据点。随后，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指挥下，大批沙俄侵略军闯入黑龙江，对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实行军事占领。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动。22日，穆拉维约夫以“助华防英”为借口在瑷珲城内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会晤、谈判，要求“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谈判无果，武力威胁，终于在28日签定《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俄国船只航行。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并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清皇宫。奉命谈判的是28岁的恭亲王奕䜣，因求和心切，请求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调停。伊格那季耶夫乘机要挟，要求清政府必须在与英、法谈判时事先就谈判的全部内容征求他的意见，并同意他在此前就领土问题所提出的要求，奕䜣慌忙表示接受。没过几天，伊格那季耶夫就坚持中俄谈判要对英、法保密，并向奕䜣提交了一份中俄条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逼迫清政府接受沙俄的苛刻条件。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受尽屈辱，任人宰割，对俄方的要求不敢提出异议。10月14日，奕䜣被迫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国；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东北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新疆贸易除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外，增辟喀什噶尔一口；俄国商人可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等等。
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自1862年（同治元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与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等在塔尔巴哈台开始勘分中俄西界的谈判，多次谈判无果。1863年（同治二年）3月下旬起，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出动俄军，向中国西部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科布多、斋桑淖尔、伊犁等战略要地。恭亲王奕䜣认为：“该国如此强横，若不早为完结，诚恐酿成不可收拾之势。”于1863年（同治二年）9月上旬向沙俄驻华代办表示，准备接受俄方在塔尔巴哈台提出的“分界议单”（即“国界草案”），并提出以撤退入境俄军为交换条件。11月，明谊接到谕旨，随即照会西西伯利亚总督，要求俄方明年派员前来“商办换约”。俄方借口来照中有“商办”字样，表示拒绝。1864年（同治三年）5月，俄军乘新疆回民反清起义之机，继续入侵中国西部地区，并于六七月间强占伊犁西北的博罗胡吉尔卡伦，伊犁岌岌可危。8月11日，伊犁参赞大臣明绪迫于形势，致函西西伯利亚总督，“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俄方见签约时机成熟，表示同意。10月7日，签署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今斋桑泊）南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林则徐就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96林大师算得真准，因为到1864年的时候，他都死了十四年了。
面对贫弱的中国，正在强盛中的日本也不会放弃分一杯羹的机会。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随着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岛国日本急需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日本天皇下诏，单方声称琉球为日本藩属。
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牡丹社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但当时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但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日本从台湾撤军时还是向中国勒索了白银50万两。
1879年3月，日本完全吞并琉球王国，宣布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这次政变。但日本人还是同清政府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总吨位27000多吨，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总排水量72000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政府乞援。作为天朝的义务，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500人于6月6日在朝鲜牙山登陆，在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两天之后，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先遣队700人先后在朝鲜仁川登陆。6月11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清日两国撤兵，但清政府要求日本军队先撤兵。大鸟圭介虽然也向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口头表示撤兵，事实却在不断增援部队，直至10000多人，并开始不断挑衅。
1894年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突袭汉城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李熙（高宗），解散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并成立以金弘集为实际首脑的亲日傀儡政府，唆使金弘集内阁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运兵船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2亿两；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50万两；等等。
曾经牛气哄哄的大清国怎么了？曾经坐等“万国来朝”的大清国现在却活得这么没有尊严，挨着耳光，赔着笑脸，然后把兜里仅有的硬币掏给人家。
不进则退，适用于一切竞争中，十九世纪的中国，在世界面前的确是落伍了，古老的帝国在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处处显示出弱势，不仅在技术上，也在观念上。
1793年，马戛尔尼来中国时给乾隆皇帝带了不少好玩的“玩意儿”，六十七年后，当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令他们惊奇的是，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枪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天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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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领导”合影
  
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孙玉璋在《异闻琐录》中这样记载：“英夷所贡杂物，有自来火者，长仅盈寸，一端五色洋药，擦之而火爆发。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叹为鬼物。”这“鬼物”是啥？就是火柴。陪护马戛尔尼离开中国的长麟想吸烟，马戛尔尼点燃一根火柴后交给长麟，竟把这刑部侍郎吓了一跳，很是惊奇。这件小事让马戛尔尼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中国）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在出使日记中，马戛尔尼这样感慨：“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97
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如何改变这落后挨打的局面？有志之士开始了艰苦的探索。

第二章 天国王朝的覆灭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毛泽东

清朝的“三农问题”
<b>土地和人口的差异化发展</b>
康熙年间的英国，大概是在马戛尔尼出生前的一百年，诞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他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里面强调了农业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土地，一是人口。
事实上，这两个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君主都明白。大家在看《三国演义》时一个明显的感受，所有的人都在争两个东西：一是地盘，一是人口。
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古代中国，产生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这一观念导致在自然状态下人口的不断增长。但是我们知道，人口不会永不停止地增长的，自然的发展，有它控制人口的手段。在古代中国，战乱和天灾是调整人口增长的两大主要手段。史料记载，汉时人口最多时已达到6000万，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战乱与天灾的周期性发生，使得人口一直控制在这个数字以内。然而一个基本的规律是，盛世时期，休养生息，人口大量增长，乱世时期，人口数量大量缩减，尤其是三国、五代、明末等战乱频繁时期，人口更是大规模的减少。
清入关以后，国势趋稳，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增长，1651（顺治八年）年已达到6000万左右。随后人口继续增加，1691年（康熙三十年）达到1亿左右，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中国人口达到2亿，1801年（嘉庆六年）则达到3亿98，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达到了4.3亿。在整个清朝和平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的增长呈现了一个加速过程99。
在资源充足的自然经济时期，人口的增长是发展生产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清中期以后，大量的人口增长，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生产力的巨幅增长，而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大量人口消费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相对有限的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清朝前期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1645年（顺治二年），刚刚经历战争的中国，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经过康熙前期的大力发展，恢复到6.08亿亩；1754年（乾隆十九年），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圣君治理，增加到7.08亿亩，加上不在册耕地，全国耕地实际上在9亿亩左右。然而乾隆之后，清朝再没有开疆拓土，也没有实施边疆地区的开发，因此，清朝的土地再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国垦田面积仍是9亿多亩。100
虽然从十八世纪起，中国的耕地面积不再增加，但是人口却仍不断增长，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人口增长了一倍多，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从1753年的4亩降到1851年的1.75亩。101
因直陈时弊而被嘉庆皇帝“改发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的洪亮吉，写过一篇文章《治平篇》，就当时的土地与人口问题进行了分析。按他的说法“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可以得生计矣”，中国百姓在乾隆之后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更严重的问题是，1.75亩，只是个平均数，不考虑土地兼并的问题。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地主的本性，也是农民的理想。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藉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而这人数仅占十分之一的地主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102
清室贵族占田数额向来很大。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因“家人私议增租”被降职的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因擅自割让香港而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的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103
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也不逊色，如：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104；湖南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105；衡阳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106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平南县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107
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108，则是普遍现象。
土地是地主的，无地之人要想生活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出租的土地必须要收地租的。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109。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110，在吴江，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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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土地契证
  
租地耕种是必须要交地租的111，但是地租却不是农民负担的全部，除地租外，他们还要缴田赋（皇粮）。
<b>田赋里的潜规则</b>
所谓田赋，也即皇粮、公粮，是政府对土地所有人课征的土地税，被列为国家正贡，是国家财政收入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
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多缴，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缴或少缴。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纳税并不以田地多少为原则。洋务先驱冯桂芬在他的《显志堂稿》中这样表述：“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那个买下了苏州留园的盛康在其《皇朝经世文续编》中甚至记载了这样的事：“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
由于缙绅大户，凭藉其势力，可以“短交”粮赋，所以该地税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112。清代学者柯悟迟在其《漏网喁鱼集》中这样描述：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合制钱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113。
另外，清末的吏治腐败也给“田少者”造成巨大的伤害，《皇朝经世文编》114中这样记载：“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115
由于世家大族可以通过“捏报灾歉”、“飞洒”、“诡寄”116等多种手段“蠲免钱粮”，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左宗棠在其奏疏中这样写道：“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肖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重轻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117
小户、自耕农和贫农为了避免这种田赋转嫁造成的伤害，怎么办呢？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挂靠”。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吞占。
古代田赋，一般用实物缴纳。收上来的粮食往往需要由水路转运到京师各地，谓之“漕粮”。大宗货物的转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人力、船只，转运的过程中还会有损耗，那么运费从哪里出呢？转运过程中的损耗从哪里出呢？所以各地方政府在征收赋税时都会比规定的皇粮征收得多，这其中多征的部分称为“浮收”。后来，由实物纳税改为货币纳税，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一斤粮食合多少钱呢？只能是官府定价，而官府定价往往使“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地银价倍蓰”，这种用压低折价的方法多收的银两称为“勒折”。
浮收勒折，自清初已然，太平天国革命前夕，达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
冯桂芬在《显志堂稿》中这样说：“近岁已来，折价合米，直以三四石当一石。”为什么要浮收如此之多呢？都是各级官员以及胥吏差役、“刁劣生监”的利益导致的，为了能在征收钱粮时赚取最大利益，他们采用“大斛量入”、“淋尖踢斛”、“斛外抛洒”、“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仓廒费”、“起运费”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名义征收各种税费。
江苏巡抚陶澍在其奏片中说：各县包收漕粮之徒，“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118
中兴名臣胡林翼在一份密折中比较具体地说了湖北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所浮勒”的情况：“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钱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收；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几何，其能堪此？”119
据冯桂芬、胡林翼等估计，一般州县浮收勒折共约“合银十万两上下”，而这些陋规浮费，多为官吏、生监与差役层层中饱，其中州、县官“得十之二三”，胥吏粮书各色人等“得十之六七”，因此柯悟迟在《漏网喁鱼集》中形容：每值征漕，“官吏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追比，如豺狼咆哮，粮书入乡，如蝗虫遍野。”
另外每县多至数十人的苏、浙“白颈”、两湖“漕口”也趁机“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120而这些钱最终出于下层群众之口。
清代后期，作为社会主体的农人佃户，“终岁勤勤”，生产出来的粮食究竟要受到哪些方面的剥夺？总结一下，总共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政府正当税收；二是地主的正当地租；三是地主转稼的税收；四是各级官吏的陋规。事实上，这里只有两类人在对农民进行剥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地主。他们在剥夺的方法上既使用合法的手段，又使用了不合法的手段。
就在强势群体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导致了大家可以预见的“凡人”121的极端贫困，嘉庆年间，曾当过知府的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说，“农夫服田力穑，沾体涂足，终岁勤勤，所积不过锱铢之赢；独士大夫居则高堂大厦，出则结驷连骑，衣锦绣，食粱肉，与若辈苦乐，奚啻天渊。”122在这里虽不是记实的写法，但是借“先大夫”之口表现自己真实的认识和人生感悟却是肯定的。
不断恶化的民生状况，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各省抗粮抗租拒捕伤商之案，层见叠出”，江苏苏州府因业户收租不公，激起佃农接连不断地抗租斗争，“焚烧运丁船只”，“拦截催租进路”，“打毁业户多家”。更有部分流民“民穷失业，去为盗贼”，1850年官府报告中说“今日盗贼之多，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劫案迭出，几于无处不然”。
矛盾的加剧，“凡人”的生存底线不断地被碰触，不断有人被“逼上梁山”，骚乱不断升级，由个体而组织，由盗贼而暴动，由骚乱而起义，最初大多是“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但是后来，“凡原日农民，亦哄然舍耒耜相从，各求分给。”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起，各地农民反叛频繁：乾隆四十六年甘肃、青海发生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发生苗民起义；乾隆刚一退位，嘉庆元年（1799年），就爆发了持续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1851年（道光三十年）终于爆发了动摇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

走上神坛的洪秀全
洪秀全（1814-1864年），生于1814年元旦，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稍好的，如果以阶级划分，也该算个富农。洪仁坤兄弟三个，他行三，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较受宠，也被赋予比较高的期望值。
洪仁坤七岁入本地私塾读书，“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遍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十四岁考为童生，获取考秀才的资格，村中父老也都看好洪仁坤，认为他可以考个功名光宗耀祖。
按明清的科举制，进秀才须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县考，第二次院考，院考通过才称为秀才。现在大家都觉得秀才都是穷的，没出息的，但是秀才对贫苦农民来讲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也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差徭，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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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的晋级秩序
  
十四岁的童生洪仁坤在1828年初次应考秀才，县试高中，但府试（院考）却失败了。此后，他一面当村塾教师123，一面努力读书。
1836年，二十三岁的洪仁坤再次去广州考秀才，在街上遇到一位西洋传教士正在散发一种小册子，心情愉快的洪仁坤顺手拿了一套免费的并且对他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小书，这套书就是《劝世良言》。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套书是由第一个中国传教士雕版印刷工梁发在1832年编写的，全书共9卷，约9万字。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该书“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124书中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他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天。”为了使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进行了猛烈抨击。当然，正热衷于考秀才的洪仁坤也就“稍事浏览便弃之一边”了，并没有仔细地阅读它。
再次落榜的洪仁坤继续埋头苦读，以图再举。
1837年，又逢试期，初考时榜上还有名，到了复试又落选了。可怜的洪仁坤“县考时每试必高列十名内，但到院试时却落选”，这种连续的打击使他“精神上受了不少折磨”。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三次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对一个人的打击是沉重的。见到榜上无名，竟致无力行路，雇了一顶双人轿抬回家中。后一病不起，一连四十日高烧昏迷，精神恍惚，神游天界，还遇到了种种“异事”，这就是后来一些文献中记述的“丁酉异梦”。“死去七日”还魂后的洪仁坤，“俱讲天话”，性情大变，举止怪异。
病愈之后的洪仁坤还是继续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应考的准备，仍然希望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
1843年，又准备了六年的洪仁坤30岁了，再次走向了秀才考场，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他又失败了。“不幸他（洪仁坤）屡次到广州应试（前后共四次），都名落孙山，连入学资格（秀才）都未取得，其失望与怨恨的心情是不难推想到的。”125
再次落榜的洪仁坤开始愤懑不平，从自怨自艾走向对社会的不满。此期间，偶然重读了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时的感觉与认识同前番浏览时就大不相同了。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民间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联想着六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焕然得释之感。
这时的洪仁坤又受到了另一个人的蛊惑，他就是冯云山，一个同时落榜的书友，同样因命运对考试极端不满。他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带头造反。冯的劝说，印证了洪仁坤六年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使他毅然抛弃了科举考试的念头，索性把家里的孔子牌位也换成了上帝的牌位。从此，洪仁坤改名为洪秀全126，自称耶稣之弟，天父之次子，下到人间来替天行道，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
装神弄鬼的客家人洪秀全在家乡并不受人待见，知根知底的老家人不可能都听他胡说八道，所以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在广东发展得并不顺利。在花县实在待不下去了，只有到外地发展，于是他就和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往贫穷的广西走。1844年5月，到达了贫穷的广西贵县，住在赐谷村其表兄王盛均家，他们在贵县几个月里，就吸收了100多个农民信徒。
1844年10月，受不了贫困生活的宗教领袖洪秀全便离开广西回花县老家，一腔热血的冯云山独自留下来，辗转到达“山深地僻”的紫荆山区，开始了其艰苦卓绝的宣传教义、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他白天教书，晚上手提火把，翻山越岭，串村走寨，宣传拜上帝教，发展会众。那些耕山烧炭的山民对他也十分信服，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发展了山区农民、烧炭工3000余人，培养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一批骨干分子。
洪秀全离开广西回老家是否是为了关门创作，闭关修行，整理修订自己的拜上帝教，不得而知，但是1845年至1846年间，洪秀全在家乡的确写下《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改邪归正》等文章。而这时的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也还仅仅来自于对《劝世良言》的自学及领悟，正是这种对基督教教义的简单的理解形成了他拜上帝教的基本思想。
可能是洪秀全意识到《劝世良言》里的许多矛盾和错误，或者也可能他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修养，1847年春，他来到广州，找到了美国新教传教士罗孝全127。在这里，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他一些基督教书籍，接触了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方面的知识。他在广州的事情，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写得很有意思：
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要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是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传教去了。128
这一段里可能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就是罗孝全觉得洪秀全“挺不规矩的”，先入为主的《劝世良言》可能和正统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冲突，没被罗孝全纠正过来，或者罗孝全发觉洪秀全要求受洗有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以利于增强拜上帝教的说服力，总之，并不像一个真心信教的教徒；第二点就是“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传教去了”，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四年前就创立了，后来的传教事业只是被暂时放弃了，这次被拒绝只是为他回广西传教增强了决心而已。
1847年7月，洪秀全再次回到广西与冯云山会合，面对冯云山开创的大好局面，洪秀全喜出望外，尤其喜的是冯云山在传教过程中，把洪秀全塑造成了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使群众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救世主洪先生，大家也都企望他们的领袖的到来。洪秀全那“端庄威武”的容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斩邪留正”、“共享太平”的主张，深入会众人心，因此，对洪秀全“奉之若神”。
1847年冬，洪秀全、冯云山在桂平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扭送县衙。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返回广东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冯云山，结果是徒劳碰壁。1848年5月在杨秀清的领导下，通过贿赂的方式，营救了冯云山。
1849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重返紫荆山。这时候，正值广西灾荒严重，饥民遍地，拜上帝教也在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面对着大好革命形势，洪秀全和冯云山立即命令各地会众“开炉铸铁”，“明打犁耙，暗打刀枪”，拜上帝教进入了起义准备阶段。
1850年，洪秀全发布“团营”号召，各地会众纷纷向金田集中。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阴历十二月初十），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太平王”，后改称“天王”。
有的学者说，“洪秀全从一个传统儒生变成儒家文化的叛逆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29然而这种偶然性却是发生率极高的。
洪秀全走向神坛，既有偶然性，同时也是带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当然我们的教科书都说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形成的，然而我却认为这种必然性却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去解释。
造反者大抵可分三类：
一类是逼上梁山的。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就是随着现存环境给他的压力不断加大，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愤起而反之，正如吴思在他的《隐蔽的秩序》里讲的U型反转。其代表人物就是林冲，一个安分守己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父亲是东京的提辖官，岳父也是禁军教头，有一个貌美的妻子。正是因为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垂涎林冲妻子的美貌，多次设下毒计要置林冲于死地，万般无奈之下，本心希望在体制内生存的林冲在一个风雪之夜投奔梁山落草为寇。林冲虽是小说虚构人物，但却是现实人物的归纳总结，此类造反者是造反者的大多数。
陈胜、吴广，原为屯长，带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朝法律，过期当斩。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认为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大背景下，造反倒可能免于一死，于是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死押解的将尉，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刘邦，原为沛县泗水亭亭长，奉命率500名民工去骊山修陵，因多雨，路途泥泞，很难行走，四天的路程走了十三天。按秦朝律典，服劳役误了工期也要杀头。一些民工怕贻误工期被杀头，在芒砀山便悄悄地逃跑了。面对形势变化，刘邦知道，去筑骊山墓，必贻误工期，误了工期是死，造反倒是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于是决定造反，剩下的350多名民工就跟刘邦造反了。
朱元璋的造反同样具有强烈的逼上梁山色彩。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因贫穷入寺院为僧。当时天下已大乱，朱元璋有心造反，又怕风险，安心为僧，又恐早晚被官兵捕杀以充军功，正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人汤和130托人带给他一封信，邀其投奔红巾军。“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皮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覆计较。”犹豫了好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急得无法，回村找周德兴131讨主意，周德兴劝他“向菩萨讨一个卦”。忐忑中走回寺院，发现“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132“忍无可忍，那就反了吧！反他娘的！”133“谷底到了。”134
明末李自成起义，同样是这种性质。1628年，二十二岁的驿卒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员，失业回家，并欠了艾姓乡绅的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还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就普通民众而言，其走上造反道路，大多是由于形势所迫，利益不断损失，生活日益艰难，触及心理底线所致。任何朝代后期革命风潮风起云涌，都是这种情况，2011年，由卖菜大学生布瓦吉吉自焚开始的北非动荡，总体来讲也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朝代更替过程中，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革命，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条件的恶化，挑战了人们容忍的底线。当然，这个底线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鼓动提升或降低这一底线。普通民众的底线多侧重于物质层面，而知识分子的底线则更侧重于精神层面。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明确把握这一底线，以防止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漫延。
第二个类型是发展受挫的。
从本性上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任何一个下层个体都希望爬升到上层去，这就推动了社会阶层流动。而这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一般首先选择在体制内实现，如果体制内不能实现，那么就会想法到体制外寻求出路。所谓体制外就是歪门邪道或造反。
洪秀全一开始是个好学生，极力想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发展，连续四次参加考试，然而始终没有通过正途实现他的梦想，最后才走上造反的道路。太平天国里，冯云山，韦昌辉都是这种类型，因考试不第而心生怨恨135。
唐末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粗通笔墨，少有诗才，同洪秀全一样，成年后却屡试不第。于是写了《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孙中山一开始也并不是想革命的，和陆皓东曾上书李鸿章，未获接见，才“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密谋造反。
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让有本事的人可以实现其价值。
因发展受挫而革命的人，从数量上来讲，属于少数，但是这部分人的能量是极大的，他们是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的人，只是因为机缘而未被统治者重用，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主导力量。
作为统治者，必须要实现这部分人的自由流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他们才尽其用，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让“每个人都享有出彩的机会”，从根源上杜绝这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封建社会，单一的价值取向，使得有才之人都要通过科举入仕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当政府又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才时，社会动荡因素就产生了。现代开放社会，应该实现价值实现方式的多元化，而不是仅仅通过入仕去实现。现实考虑，公务员考试的白炽化，也表现了这种取向上的单一化倾向。
第三种类型，社会理想型。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那就是天生的革命派，既不是被迫，也不是受挫，而是骨子里天生的反叛性格及对社会的不满而走上造反道路的。
石达开就属于这种类型，年轻时侠义好施，后因洪秀全、冯云山慕名来访，邀其共图大计，因看官场腐败，民生困苦，所以“毁家纾难”，走上革命道路。
黄兴、陈独秀、李大钊、龙潭三杰等人也都属于这一类型，这一类型的人有理想、有抱负、有学识、有能力，他们可以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但是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们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不让这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可能通过让其本人获得利益去实现，而只能是改造社会自身，按照他的意愿，或者不断地吸收他们的建议与看法。

敌人都是自己划出来的
任何革命都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都会形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威胁，因此，任何革命都会遇到敌对力量的反对，并且这种反对的力度是跟他们所受的利益侵害的程度成正比的。
一场革命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它是否是用大部分人的利益去冲击少部分人的利益。
一个革命者要想革命成功，最根本的办法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然而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自己的选择了，看他如何界定自己的“敌人”，如果他自己把敌人界定得过宽，那就是把更多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的革命只能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太平天国运动历经十四年，纵横十八省，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但是最终失败了。总结一下他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不懂得扩大“统一战线”，而是直接把最大量的群众变成了自己的敌人。换言之，是太平天国自身革命的那种“彻底性”与狭隘性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覆亡。
第一，谤儒，使得它把知识分子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求之不得，因妒生恨，落榜生洪秀全在乡塾中，当着学生的面，砸碎了孔子的牌位。孔子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从大一统的汉王朝建立后，就越来越高，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孔子一步步被神化了，隋唐封孔子为先师先圣，元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到了清朝，孔子又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地位随着中国专制程度的加深，一步步被神化。与这一神化孔子紧密相连的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洪秀全因为自己考试不成就要毁了这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事实，的确犯了“左派幼稚病”。
第二，灭佛，使得他把数百万之众的佛教徒及无数的信教群众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下得罪的人不少，要建立皇上帝一神的统治地位，最大的宗教对头就是佛教，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寺庙共79622处，僧尼合计118907人。136大量存在的佛教寺院及僧尼是太平天国打击的重要对象，“称寺庙为妖庙，神佛像为大死妖”，太平军“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所到之处，“寺观庙宇，或焚或拆”，“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一千八百多年来，虽经过多次灭佛运动，仍然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量存在的僧尼支撑着的是无数的信教群众，在他们那里，烧香、念佛、做法事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太平天国对一切宗教的打击，真正割断的是中国的文化传承，必然受到人们的强烈反对。
第三，取消家庭与私产，导致了太平将士的极大反感。在起义之后，太平军即实行男女分离制度，“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虽然这曾一度极大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但是这种规定却是违反了现实的人性的，以致后来根本无法实行，甚至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在太平天国中，男馆女馆“规矩森严，不敢或犯”，“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冬官丞相陈宗扬忍耐不住，夫妻同宿，两人一同被斩首；秋宫正丞相卢贤拔，与其妻团聚两天，革爵治罪；萧朝贵父亲在去长沙途中“私招朝贵之母同卧”，也被萧朝贵“斩其父母警众”137。违反人性的夫妻隔离，弄得人心涣散，对高官“腐败”的严惩带来的不是条令条例的坚决贯彻执行，而是大量的官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涤浮道人的《金陵杂记》中说：“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窜。”在天京居住过的张汝南在《金陵省难记略》中也说，“少顷，又传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驱即行，见人家小儿，抢去做义子，名曰带崽，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逃亡自杀者是否如此之多，是大可怀疑的，但终究不能完全否定有这样的事实。甚至连杨秀清也不得不承认，“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族，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为之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138
事实证明，取消家庭在传统社会家庭观里并没有生存的空间。由于广大群众对于长期取消家庭和禁止性行为的不满，迫使这个制度终于无法继续下去。先是1854年12月开始松动，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15-50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虽然这一规定比先前有所进步，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比它所反对的买卖婚姻更进步。
可能有人会说以上三点只是在观念上形成了人们的反感，而不一定真正把相关人员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如果我们想明确地知道，太平天国把什么人划入到了自己敌人的范围里，只要查一下他对“妖”的界定就可以了。太平天国称敌人为“妖”，妖分死妖、生妖两类。凡用土、木、石、金、纸、瓦六种材料做成的偶像为死妖，都是要捣毁的；凡邪教、粉色、烟、酒、戏、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娼、优、尼、女巫、奸、赌等十九项均为生妖，而这所有的十九项生妖，则就是太平天国现实的敌人。
这十九种人是多大的数量，我们当然不可能有确切的统计，仅以我们可查的部分相关数据以窥一斑：
烟：我们只知道，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流毒一发而不可收，吸食鸦片的烟民到1906年有2000万人139；
佛：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340112纸，另有资料显示，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80万人140。
娼：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了上海自通商后色情业发展的情况，“娼寮妓馆，侈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余摄县事时，欲稍稍裁抑之，而势有不能。尝饬洋租地保密稽之，盖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女闾之盛，已甲于天下。”141
从以上几组数据我们可以推断，被太平天国视为敌人的十九种“妖”可能会是一个多大的数字，而与这十九种“妖”有密切关系的人群又是一个多大的数量。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太平天国的战斗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也只是“小众”的战斗，这种战斗不可能像锤子一样直接击碎敌人，而最多只能像锥子一样扎入敌人的身体。只要不能一下把敌人扎死，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仍然能恢复如初，最多只是留下一个疤。
太平军要想取得小众的胜利，必须使这个小众有强大的战斗力，以使锥子扎得更狠、更深、更致命。
太平军的战斗力是靠两个方面来维持的，一是理想诱引，一是纪律的惩罚。
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不是打破一个旧世界，而是建立一个新世界，不是抛家舍业，而是为了现实的利益。为什么阿Q要革命？就是因为他无立锥之地，只有革命他才可能获得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和吴妈。为什么无产阶级最具有革命性？就是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之外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革命之后可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太平天国“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主要是拜上帝教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念想：在政治上强调“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在经济上强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洪秀全告诉他们通过革命可以去创造出一个“各自相安享太平”的“人间天国”，而这些在他们原来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理想的诱引不足以实现人们长久的热情，更不能形成持续的战斗力，战斗力的形成更需要纪律的约束，因此，战斗的开展既需要激情的战斗动员，又需要强硬的“斩不赦”作为后盾，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太平天国快速发展的是随处可见的严酷的法律制裁。
太平军入南京之后，“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1853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42
然而问题是太平军的纪律不仅仅是针对战士的，还是针对所有的教众与辖区内所有居民的，其所涉范围之宽、所用刑罚之严，是以严酷著称的《秦律》和《大明律》所不可比拟的。在曾国藩搜集整理的太平天国刑律中有“应斩罪多款”，现抄录部分如下：
凡杀妖之时，闻鼓则进，闻金则退，不得违误，违者斩。
凡各军兄弟，行俱要定大旗，各归各队，不得越次争先，耽延退后，违者斩。
派在左边杀妖，不得到右边，派在右边杀妖，不得到左边，违者斩。
自后杀妖之时，路旁金银衣物，概不准低头捡拾，以及私取私藏，违者斩首不留。
凡传令听讲道理，如各馆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责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
凡黑夜支更，如果贪睡，被旁人将鼓拿去交出告犯（发）者，责打一千，再犯斩首示众。
凡接递紧要公文，如有迟误日时者，斩首不留。
凡写办军务紧要公文，如有心错误者，斩首不留。
凡挑濠沟，筑土城，一切军中事务，如有口出怨言者，斩首不留。
凡聚集饮酒，私议军事，巡查拿获，一概同斩。
凡我们兄弟，俱要各归各衙，不准私自过馆，及在别馆寄宿等弊，违者斩。
凡各衙兄弟，如有三更逃黑夜，被卡房捉拿者，斩首不留。
凡私盗关凭，混出城卡，一经盘获，定斩不留。
凡行军黑夜发妖风惊营，必寻出起首喊叫之人斩首示众。
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
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
凡私藏金银剃刀即是变妖，定斩不留。
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
凡我们兄弟，在乡村驻扎，不得强带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违者斩。
凡假冒官员私打先锋者，斩首不留。
凡无故杀害外小者斩。
凡焚烧外小房屋者斩。
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
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斩。
凡剪发、剃胡、刮面，皆是不脱妖气，斩首不留。
凡吹洋烟者，斩首不留。
凡各馆书士，如有编造歌谣及以凡情歪例编成诗文迷蒙兄弟者，斩首不留。
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经天父指出，通馆通营皆斩首。
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者斩首不留。
凡朝内、军中，如有兄弟赌博者斩首。
……
太平天国起义的成功太迅速了，三年的时间就定都南京，革命成功了，“各自相安享太平的人间天国”并没有来到现实，原来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在圣库制度和男女分馆制度下逐渐冷却，被残酷的现实代替，产生不满与怨恨。战斗力的维持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严格的纪律惩罚。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法律是把双刃剑，它既导致秩序，又带来恐慌。严酷的法律会让所有人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朝代是因为严酷的法律而维持很长时间的。
秦朝是一个以法治国的朝代，“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事皆决于法”，而终享国十五年。陈胜、吴广、刘邦皆因触碰秦国刑罚而起义。
太平天国的后期统治，同样是面临这样一种境地，那个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像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中国减少了整整1亿人口，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南京城在太平军进城前，原有人口260万，春季进城，仅九个月后，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143
可以想见太平军的杀戮是何等的残酷！

千万不要得罪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给他一个定义很难，通常我们是指使用脑力劳动的一群人。马克思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探讨这一哲学问题，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发展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将不能进行，对于革命同样是这样。
回顾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有两次是农民起义成功而建立新王朝的，一是汉朝，一是明朝。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原是沛县泗水亭的亭长，文不出众，武不惊人。沛县起兵时，身边仅有350人。经过三年征战，一直打到咸阳，灭了秦王朝，兵力发展到十万，号称二十万，紧接着是楚汉相争。西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有万夫之勇，是一员猛将，且占有梁楚九郡，拥有精兵五十万，号称一百万。而此时的刘邦被封为汉王，仅占有巴、蜀、汉中小块土地，在如此劣势情况下，经过四年的反复较量，刘邦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垓下一战最后消灭了项羽的有生力量，项羽不得不在乌江自刎。
刘邦是不屑读书的，项羽也是读书不成，去学剑。但是楚汉之争，关键还是在于知识分子的较量，主要是谋士集团的力量对比。数数刘邦身边，杰出的谋士有：郦食其、陈恢、张良、萧何、陈平、辕生、陆贾等，都是早年爱读书、有大志、深明韬略、足智多谋之人，而刘邦对他们也能知人善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在秦末军阀争雄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胜过千军万马。而在建国之后，则更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完成对国家的治理，连定朝仪这样的事，刘邦也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
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倚重，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朱元璋让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让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面对谦虚、热情、耐心、豪爽而又推心置腹的朱元璋，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使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方孝孺曾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144
开国之后，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嘱咐使臣：“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而对于“被征不仕”者，如江西贵溪的夏伯启、苏州的姚润、王谟等，“皆诛而籍其家”。为了使知识分子尽为其用，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45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注定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革命。
的确，相对于刘邦和朱元璋，太平天国中确实极难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从广西大山里走出来的老兄弟们，大多不识字。
杨秀清：“世代以种山、烧炭为业”，“从小种山烧灰，未曾上学，识字不多”；
萧朝贵：“幼时家境贫寒，无钱念书，不识多少字”，各处打工以开荒烧炭维持生计；
韦昌辉：虽出身“富厚之家”，“颇知文义”，但同样也是在县试中就名落孙山。
林凤祥：北伐主将，小时就是一个管教不严而放荡不羁的孩子，后曾“混迹江湖”，“设肆卖卜”；
胡以晃：五虎上将之一，出身富户，读书不成，学习武艺，得进武学，成了一员武秀才，说到底也是一个粗人；
秦日纲：天官丞相，幼时家境赤贫，所以自幼与人做工，加入拜上帝教时只是一名矿工或乡勇；
李秀成：自幼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于是种山帮工就食，十岁之上，“俱自与父母寻食度日”的苦难生活也不可能使他有多少文化。
太平天国将领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有两个半人，一是“才智特出而为太平天国第一谋臣”的冯云山，“自幼诵读经史，博览群书”，“对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至天文、历法无不精通”，可惜1852年就死掉了；另外一个是“天朝柱石，旷代伟人”洪仁玕，在香港期间，广泛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1860年4月才到天京，即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由于他资历不深，难以取得众将领的支持，又因与洪秀全的观念颇有差异，引起洪秀全的猜疑，终未在太平天国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半个是石达开，自幼“习武修文不辍”，算是“文武备足”之人，可惜也不被洪秀全信任，于1857年离开天京。
天国的领袖们也认识到自己人才短缺的问题，于是采取了一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措施，力图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归附太平天国，主要采用了三种手段：
1.招贤。设招贤馆、贴招贤榜，无论是工匠、艺人、吹鼓手、书手、医生、通晓天文、算学者乃至绿林好汉，都在招纳之列，于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146均被当作人才招入太平军。
2.科举。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参照传统的科举制度并加以变通，制定了一套科举取士制度，形式上与清朝的科举制度相似，但其实质不同。“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妇女也同样可以应试，天国的考试录取无定额，一般稍通文理者即能录取。
3.推举、征派或抓捕。太平军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乡官及做文字工作的人，于是便采用荐举、征派等方法，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不得已时也“掳来书写人”充当“先生”，并给予较优厚的待遇。
太平天国虽求才若渴，但缺少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他们既欢迎、优待“文弱书生”，又存在着恐惧排斥读书人的心理，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妖士”或“妖儒”，所以，虽然“江南人才最多”，也难于吸收到高层次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是容闳所讲的“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147。
太平天国时期，也有一批较早接触西学，力图改革，曾向太平天国献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度对太平天国抱有希望，但最终选择了离开，容闳148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容闳是系统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美国留学时就立志“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149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是抱着同情的态度的。1861年11月，他到天京拜见了老相识洪仁玕，向他提出了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组织良好的政府和军队、创立银行制度等七项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采纳他的建议，则“深愿贡献力量”150。过了几天，也不问容闳愿不愿意跟他们干，先授了个“义”字头衔的爵位，章都刻好了。容闳后来说，“太平军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从他们将领的行为、品格及政策来推断，我是很怀疑的。”151显然，留在太平天国无法实现他的抱负，于是悄然离开天京。在安庆，他遇到了曾国藩，并开始辅佐他办洋务。
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待见太平天国？这是由太平天国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定的。
在太平天国划定的十九类“生妖”中，没有知识分子，但是这一群体却是太平天国最大的敌人。
太平天国是怎样把知识分子变成了自己的敌人的呢？
洪秀全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毁谤儒学。太平天国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神教体系，丑化孔子形象，砸烂孔庙，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一行为不仅仅颠覆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个知识分子，多年的苦读，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在这一体系中发展下去，成名成家，现在一个连秀才也考不上的人，由于他的能量，试图毁坏或堵住大量知识分子的前途，不仅毁了理想，而且毁掉了现实，这一点是世俗的广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第二件，毁坏学校及办学机构。伴随着对孔像孔庙的焚毁，是对学校等办学机构的毁坏，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52，镇江府学、丹徒县学、高淳学宫、金坛庙学，江阴庙学、吴江震泽县学，常熟昭文县学宫、青浦学宫、南汇县学宫等均于咸丰十年（1860年）“焚毁无存”、“仅存瓦砾”“废圯殆尽”153。苏州士绅冯桂芬在《重修吴县学记》中感慨：太平军“踞吴，始举三学而一空之，为八百余年未有之大劫，吾道之厄于兹极矣”。
第三件，焚书。定都南京之后，经洪秀全批准，1853年出版了《诏书盖玺颁行论》，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54。秀才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记载了南京城里焚禁古书的场面：“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55
当然，否定所有的文字这种过激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领导层内的质疑。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一更时分，天父（杨秀清）再度下凡，作出最高指示：“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156
太平天国为了将书籍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设立删书衙，删改《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礼记》、《春秋左传》等古籍中与太平天国教义不一致的内容，宣布一切儒学经书要经过删改才准许刊行诵习，但直至太平天国1864年覆亡，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
1860年后，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又趋激烈。在苏南地区，毁弃和焚书的事屡见史册，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嘉定县志》记载，“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战后江南的几个藏书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宁波天一阁，都被扫荡无余，藏书散失毁弃。正因如此，苏南的知识分子哀叹：“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157“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158“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9
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江南地区。
这样的破坏不可能不遭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抗，《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等伪书的出现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反感与痛恨，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史料（除外国人写的以外）也大都以“贼”称太平军与洪秀全等。
反对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比洪秀全大3岁，一个成长经历跟洪秀全完全相反的人。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1833年为秀才，23岁中举人，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33岁升任翰林院侍讲，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充文渊阁校理，那一年洪秀全第四次考秀才落榜。1850年，洪秀全正在谋划起义时，曾国藩任兵部右侍郎兼吏部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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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像
  
曾国藩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洪秀全的革命不仅冲击了他的现实世界，而且冲击了他的理念世界，愤然扛起了对抗洪秀全的大旗。1853年，借着清政府寻求团练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趁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不胜其烦、全文转抄的《讨粤匪檄》，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檄文之一，鼓动了不少知识分子脱下长衫，心甘情愿地投入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比较交战双方的得失时，归结为“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清代陈徽言也在其《武昌纪事》中说：“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160
张鸣在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中这样总结：“而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们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161

得志的阿Q
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因为得罪了知识分子吗？是，但这绝对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其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太平天国盛衰过程就如一个一不小心而获得百万财富的暴发户，承受不住这种成功而带来的负面诱惑，而最终迅速走向没落。
太平天国起义者是由两种人构成，一种是遇到“天花板困局”，发展受挫，在体制内实现不了他们的个人追求，愤而起身领导了一场推翻这一体制的革命运动。
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另一部分人，也就是其主体，“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劫盗、光棍、狱囚、盐泉、穷凶乞丐、无赖博徒”，“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如郴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
人们为什么要革命？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2
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因自身利益的追求而产生革命思想的。所以他们革命的目的都是现实的，而不是精神的，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虽然洪秀全在其《斩邪留正诗》中提出了“斩邪留正解民悬”，但是最后还是结束于“威风快乐万千年”。所以他们的革命目的就是“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领导人如此，那些“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则更不可能有“斩邪留正解民悬”的理想抱负。所以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所做的战前动员是：“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163东王杨秀清也对部下说：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
单从世界观这一角度看，太平天国这一革命运动，其实与抢劫为生的土匪并无二样。1850年起义，1853年定都南京，此后，太平天国的上层就开始按捺不住地享受现实生活了。
一、大兴土木，广建王府。
1853年3月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将南京改为天京，把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盾鼻随闻录》这样记载：“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16411月，“因火灾烧毁”，1854年2月再次破土动工，原址重建，分为太阳城和金龙城两部分，有“宫垣九重”，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这样描述，“四面黄墙，高二丈多，厚四尺，内外两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鼓吹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五色龙，昂首曳尾，有攫拿之势”，“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匹”。
杨秀清的东王府虽逊于天王府，但也是“土木冠绝天京”，“尽毁附近民居，开拓地基，穷极工巧，骋心悦目”。
苏州李秀成忠王府分宫殿、住宅、园林三部分，从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开始，到1863年12月苏州失守，“匠作数百人，终年不辍，工且未竣。”忠王府最后部的花园，也就是拙政园，占地4.2公顷，是中国四大古典名园之一。连后来的新主人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165上海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富礼赐在他的《天京游记》中也说：“忠王又自夸彼之新邸，除天王宫外，为太平天国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
二、锦衣玉食，生活奢侈。
洪秀全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十一年中只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望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对洪秀全有这样的记叙，“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另有一次他记录了洪秀全进餐的情景：“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始停。圣门半开，好些衰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他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我们虽不能身进宫内，但从宫外诸人所述也可略知其宫内之光荣。”166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禅治文在他的《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记实》中记叙了东王杨秀清的生活，“充塞其王府以天下的奇珍异宝，穷奢极欲；那里有最佳的酒，西洋乐器。总之，他心有所欲，如在太平天国境内，即无不如愿以偿。”167
富礼赐在他的《天京游记》中又写了在忠王府的见闻：
有一日早晨，我得接攻克苏州的忠王（李秀成）之弟来函请我及我友到他们王府宴会，我甚欣喜。彼派马匹及随从来接我们。约过两小时，我们便来到忠王府，即有一般衣服丽郁的少年迎接我们入内。……于此他（李秀成弟弟）与我们共吃一顿很好的中国饭。盛肴僎的盘子是瓷制的，共九个，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为一朵玫瑰花形。他说，上天开恩，令他的哥哥在苏州得获这一套膳具：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
既探过此人二次之后，我一有暇时即去拜访他，与他谈话。他把忠王所藏许多怪异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大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小禽一，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各室内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铜器多件，吾友——王弟（李秀成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价值，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纸具多具四放桌上。桌上又置有七个时钟，时间却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的李秀成，生活艰难可想而知，26岁加入了拜上帝教，36岁晋封忠王，享受没有几年就被俘了，向曾国藩乞降也没用，还是被杀掉了。
三、穷奢极欲，妻妾盈室。
女人永远是腐败案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现代民主社会，对女人的占有量成为犯罪的标志之一，但是在太平天国，女人的占有量却是是否享受天国特权的标准之一。
太平天国初期，取消婚姻与家庭，设立男女分营（分馆）制度，把男女一切正常非正常性需要与性行为都统称为“奸淫”，规定“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论述，因取消婚姻与家庭引发较多的不满，三军将士激烈反对男女分营，这项制度不得不在推行二年后废除，实行一夫一妻制，对结婚者实行婚姻登记，发给“合挥”。168
但是太平天国的一夫一妻制规定，却并不适用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
1851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有“美妃15人”，1852年广西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耽于女色，有36个女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60人”，进入南京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妻妾？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169入主天京后的洪秀全“高居垂拱，与外界隔离，数年不出天王府一步”，如何处理内宫矛盾成为洪秀全的重要工作之一。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中所收选的500首诗文中，其主要内容是天王洪秀全指导和约束宫中后妃的教条。其水平显然不如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可以使用MBA的理论对后宫进行管理。
四、严格等级，家长管理。
等级与特权是相伴相生的，与特权相对应的是严格的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的初期，强调的是“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平等思想越来越成为历史，代之以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家长式管理。
在“公车配备”上，太平天国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有一个相对较为明确的层次性：最基层的“两司马”乘4人抬黑轿，随官级升高，层层提升其品质，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黄轿，而洪秀全虽不出宫，但是宫外常备的却是64人抬的龙凤黄舆，而在宫内只使用美女牵的“金车”。
等级是社会存在的正常状态，历史上不存在没有等级的社会。因财富、名望等个人品德和能力而产生的等级不会令人们产生强烈的反感，但是因外部制度规定而产生的等级却是所有下层等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靠制度与规定塑造出来的等级也必须要通过制度的硬性规定和法律的惩罚去实现，在曾国藩搜集整理的“应斩罪多款”中，就有以下几种：
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
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於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
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
凡朝会敬天父时，如有官员兵士喧嚣者，斩首不留。
凡辱骂官长者，斩首不留。
天王洪秀全为了维持自己崇高的形象，不仅要在民众中树立一种等级制，更需要在身边人中树立一种等级制，为此他为自己的后妃制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现抄录《天父诗》中三段170：
诗17、诗18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诗197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
低头垂眼草虔对，为得丈夫敬倒天。
诗237
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
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可能有宗教精神的洪秀全并不以世俗眼光来看等级制问题，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世俗的人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等级制问题：权力与享受是正相关的。因此，太平天国内部争权夺利现象自始而终。
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也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巩固自己的权力。随着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洪、杨之间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终于爆发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石达开回京辅政后，因担心大权再次旁落，洪秀全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并且有谋害之意。石达开不想做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远征不归。两次分裂之后，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大肆封王以分其权，太平天国后期竟封王上千个，而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所以有“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的民谣流传。
大量产生的政府官员以及大量衍生的腐败现象，花掉的是大量的金钱。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当书手的张继庚，南京江宁本地人，本是南京守卫人员，南京失守后，“赴水不沉，旋陷贼中，为书算”，后来成为清朝的潜伏间谍。1853年9月在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时说：“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171
弥补资金的短缺，必须是加大财政收入的力度，定都南京之后的太平军，随着“缴获”的大量减少，“打先锋”的范围逐渐扩大，“进贡”和“大捐”的方法逐渐强硬，份额不断增加。定都天京的第二年，洪秀全从“充军储而裕国课”的角度出发，“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开始加大征收田赋、工商业税、关税、卡税等各种税收，此后各种“附捐”项目日益增多，如田捐、火药捐、柴捐、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等各种捐费二三十种，导致“富户不堪其求，率皆规避”，而一般老百姓和农民大众，更是“被累不堪”，“无一不困矣”，由此而“激致民间不满”可想而知。
当然，太平天国也会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作出各种合理的解释。陈其元在其《庸闲斋笔记》中有这样两段：
而其（萧朝贵）妻洪宣娇与伪东王杨秀清通，尝共卧起，为众所见，乃传天父令曰：“秀清、宣娇同胞兄妹，卧何嫌？我令宣娇与秀清卧者，为天下兄弟姊妹赎病也。”
贼之最无道理者曰“讲道理”。每遇讲道理之时，必有所为也。凡掳众、搜粮则讲道理；行军、出令则讲道理，选女色为妃嫔，则讲道理；驱蠢夫壮丁为极苦至难之事，则讲道理。究其所讲者，其初必称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莫大功德；理应供奉欢喜，娱其心志，畅其体肤。尔等众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财禄，骄淫怠惰，犯天条律云云。以后则宣扬贼将欲为之事，以一众心，而复引天父之语以证之。如谓孔子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将其责打手心等语。
虽然“闻之令人发指，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172但是“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173

第三章 师夷长技以制夷
你在远处看男女相接近，生了孩子，男女合作，抚养孩子，这一套行为是社会完整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孩子出生，没有人领养孩子，人类一个个死去，社会不是会乱了，人类不是断绝了么？你于是很得意去问这些人，他们却对你说，“我们是为了爱情，我们不要孩子，孩子却来了。”
——费孝通

开眼看世界
1839年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怎么才能解决洋人的问题呢？清朝的官员们并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摸不能瞎摸，林则徐认识到，“筹夷务必知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174为搞好情报工作，他多方觅求精通外语的人才，“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175。这一期间，林则徐翻译了四本书：第一本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国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抄齐统订数本”，“借以采访夷情”176；第二本是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专门组织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第三本是把瑞士人瓦特尔的《国际法》翻译成《滑达尔各国律例》；第四本是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总之，为制定对策、办理交涉事宜，林则徐做足了准备。然而正是他的这些为禁烟而做的准备工作使他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177
1841年，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惩处，充军伊犁。途经镇江，把《四洲志》以及有关外国资料交给魏源，嘱撰《海国图志》。
1842年，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有才而又有爱国激情的魏源据《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的“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年）扩成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等各个方面。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为什么《海国图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呢？
首先是因为它给了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世界观念。明末利玛窦等人来华，也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并没被人们重视。康乾盛世时，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更不知海外有先进的文明。《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使当时的中国人能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认识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当然，打开中国人眼界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书，还有一本1849年出版的《瀛寰志略》。这是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徐继畲178晋升福建巡抚，道光皇帝召见时责成他编的。由于是皇上的命令，徐继畲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1844年，初稿完成，几易其稿后定名为《瀛环志略》。1848年初刻于福建抚署，1865年由总理衙门主持重刻。该书分10卷，分装6册，有图44幅。书中先为总说，后为分叙，图文并茂，互为印证，对世界各国的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制、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都有较详细的描述，还间有议论。《瀛环志略》一问世，便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员鹿泽长说该书“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
其次，虽然在介绍国外方面《瀛环志略》胜《海国图志》一筹，但是《海国图志》有一点是《瀛环志略》所不能比的，那就是它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号召“以甲兵止甲兵”，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才“能制四夷”。
如何师夷？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以使国家富强。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及“经事致用”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西方物质技术的发展，也被很多官员认识到了，李鸿章在《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中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79；御史魏睦庭也上奏说，“火器为军营决胜之技，近年以西洋为最精”；左宗棠为曾国藩代拟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0。
于是中国的第一次西化开始了。
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洋务派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设同文馆。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屡次与列强交涉，觉得语言不通、文字隔阂也是受欺蒙遭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在1861年奕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皇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招生对象开始时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1862年入学的仅十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最多时达120人。除汉文外其他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师，学习期限初定三年毕业，后改为五年制和八年制，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多种。
第二，派留学生。除同文馆外，留学生是“输入欧化最要之媒介”181，1872年始，在早期留美的容闳等人努力之下，四年里，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中国留学运动先河。1877年，李鸿章等奏请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出发赴欧洲学习制造和驾驶，后又派了两届学习枪炮、火药、鱼雷等，两个方面的留学生约200人，是洋务运动中留学生的主体。虽然规模小，人数少，但是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中国文化的冲击不可低估：第一它改变了人们的科举正途观念；第二产生了严复这样“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加速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我们常说，掘墓人都是自己培养的，这话一点不假。
第三，组建现代军事工业和现代化部队。洋务根本在强军，为了实现强军愿望，洋务派组建了规模和技术上都较为先进的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现代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用来装备清军。除装备上向西方靠拢外，在训练管理上，洋务派也在向西方靠拢，洋枪队182解散后，部队精锐被李鸿章收进淮军，并要求淮军按外国人的训练方式练兵，所以以至于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用英语的183。
“师夷”本身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是努力也是要分轻重缓急的。由于外国的侵略主要是由海上来的，所以，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部队首当其冲的是组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无疑，它需要“火轮船”，但这玩意自己是造不出来的，于是就找到了李泰国。

可恶的李泰国
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北京陷于极端混乱之中，“倘有一线可为，不惜委曲迁就”的奕䜣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英法联军边打边谈，一个月后，在安定门城墙上火炮的压力下，《北京条约》“顺利”签订。
可能是认识到了武器的重要性，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1833年—1898年），会同桂良、文祥上奏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自强”运动。
洋务运动开始了。
是什么东西让这几个家伙要搞洋务运动？通常的认识，洋务运动的开始是针对洋人的，因为被外国人打怕了，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大量的资料显示，原初的最大动力却不是“制夷”，而是“安内”。
为什么不是“制夷”？
1860年11月以后，亦䜣对一件事很纳闷，“自换约以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184也就是说，外国人也真怪，费了这么大劲，没有抢劫金钱珠宝、没有屠城，没有掠地占奴，被我们用两张纸（条约）就给糊弄跑了，不像是传说中的野蛮人啊！当然，可能他把条约当白条打了。
当然，有此想法的不只他一人，1860年危机时任兵部尚书，同时又是主战派首要人物的沈兆霖，也对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没有为所欲为的事实感到震惊，他在《吁请回銮疏》中这样说，“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尔海邦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185
也就是说，1860年10月25日（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以后，“守规矩”的英、法、俄，拿了钱，割了地，所有的想法都实现了，已经退兵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针对外国人的“自强”运动只是“一项更积极和更长远的政策”，而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他们觉得对待守规矩的外国人，不一定非要使用武力，给点小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动武呢？
相对于外国人的侵害，国内有一个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那就是太平天国。
1860年5月，太平军集中兵力，大破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命令诸王东征，“限一月肃清回奏”186。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英王陈玉成等分路东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夺取了常州、苏州两府的大部分地区和镇江、松江两府的部分地区，兵锋直指上海。自1860年6月至1862年10月，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
太平军要攻打上海，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不是因为上海是个大城市。那时的上海，不是中国商业中心，也就是一个县城而已。问题的关键是它是1840年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有大量的外国人住在这里。清政府当然不是要保护外国人免受太平军欺负，他是怕他们俩搞到一块去，上海一旦丢失，那么太平天国势力就有可能借助上海的优势地位，向“洋兄弟”们购买大量的先进武器，那将是对清统治者的最大威胁。
事实也正是这样，太平军跟洋人的关系一直不坏，他们对洋枪洋炮很感兴趣，从起义开始他们就开始从“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而洋人也乐于从倒卖军火武器中发财。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个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子弹18000发、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187。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188
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还能无动于衷，面对太平天国的西洋火器，他们就坐不住了。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主张购买外国船炮，说“火轮船”“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89。
怎么购买？这时有人帮忙了。1861年，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向恭亲王奕䜣建议买英国船舰，用以进攻太平天国，“克复沿海失守各处”。这个建议很管用，鉴于“1860年西方的火力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从此他们着了迷的想法是：只要有几艘炮舰，就能轻而易举地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要塞。”190
说办就办。于是清政府于1862年1月决定与赫德商议购买英国战船及各种火器，募集外国水手军官。所需费用则按赫德之议，在各地海关税款中拨用。经过两广总督劳崇光的谈判，决定以白银65万两购买7舰，并委托当时在英国休假的李泰国购买军舰并招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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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国
  
李泰国是谁？他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1862年的时候整30岁，10岁就来到中国，经过二十年的培养，成了一个“中国通”。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1860年（清咸丰十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邀他去北京商讨关务。他因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就以伤病辞谢，请假回英国休养去了，没有应召上京。
接到信后，李泰国于1862年6月16日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递交了呈文，请英国政府批准他为大清帝国在英国办理购买军舰并招募海军官兵之事，并成立一支“英中联合海军舰队。”
8月30日，英国政府颁布特别法令，授权李泰国和阿思本为中国政府组建海军部队，并允许招募和雇佣大英帝国的臣民。9月，虽然清政府购买船炮的正式“委托书”还没有到达伦敦，但是李泰国却已经从皇家海军买下了8艘退役舰，还自作主张为中国海军设计好了军旗，招募了皇家海军官兵600余人，组成了舰队，共花掉白银107万两，191超出预算65%。
清政府出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中国元素的“英中联合海军舰队”成立了，英国海军部向皇家海军军官发出训令，要求尊重李泰国为中国选定的海军军旗。英国政府为表彰李泰国组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的功绩，特授予他大英帝国三等男爵勋章。
1863年4月4日，舰队起航驶向中国，同年9月12日到达上海，9月18日抵达天津。
中国将要拥有自己的海军了！即将到来的海军舰队，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谁来接手这支舰队？各种力量为夺取该舰队的控制权开始角逐，曾国藩要求“轮船驶至安庆、汉口”，奕欣则要求该舰队驻守在上海，用于袭击南京之用。
但是这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正在国内政治力量为争夺舰队的指挥权而大肆角逐之时，阿思本的舰队还没离开英国本岛，这一切仅仅只是一个计划。
当然，计划不如变化快，当舰队还没有来到中国时，变化已经发生了。
在这支舰队到达上海前的几个月，李泰国就由伦敦回到了北京，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身份私自与阿思本签订的“李阿合同”，总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建立外海水师，聘阿思本做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聘外国人做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一律均归阿思本管辖调度。
（二）阿思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便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
（三）所有水师各船员、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但仍须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四）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
（五）中国海关拨一千万两作海军四年之经费，交由李泰国调用。
按照这个合同，大清帝国花了100多万两银子买来的舰队，完全成了挂外国旗，听命于外国人的外国舰队。而且阿思本不仅是这支舰队的司令，还成了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当总理衙门见到“李阿合同”时，目瞪口呆：“其意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192消息传出后，朝廷内外一片哗然。
气急了的曾国藩说，“意气凌厉，视轮船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水陆将士皆将引以为耻”。“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万之用款，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193
但因急于用舰队镇压太平军，总理衙门仍做了极大的克制和让步，与李泰国再三谈判，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另行议定了《火轮师船章程》五条，规定由中国人充任舰队的“汉总统”，阿思本降为“帮同总统”，作战时必须听从地方督抚大员的指挥调遣；攻占南京后，所得财物“以三分归朝廷充分，以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兵弁，以三分半归中国官兵充赏，如系阿思本克复，并无官兵在事，则七分归阿思本充赏。”194
这个《章程》一签订，立即遭到湘、淮系实力派人物一致反对，因为经过十年浴血奋战，清军已经屯兵南京城下，大功即将告成。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195李鸿章明确表示：“金陵已成合围之势，可勿庸外国兵船会剿。”196曾国荃也上奏说：“湘军已包围南京，兵船入江无用武之地，而且各船都由洋人指挥，未必肯受地方督抚节制。”197也就是说，1863年的地方实力派已经发现，当初购买舰队的最大目的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朝野上下的一致不满，不仅没有使李泰国让步，反而使其态度越加强硬，不断地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且要求与他的重要性相对应的待遇。自称虽不是中国官员，但是一个“没有头衔但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国顾问”，要求配房子配车（赐给他一座王府，出门要坐轿子），好与大臣们平起平坐，有利于交涉。
1863年10月15日，等不及了的阿思本突然向总理衙门发出最后通牒，重提“李阿合同”十三条，并强调“一字不可更易”，限四十八小时内批准，否则解散舰队198。
奶奶的！狗日的李泰国和阿思本欺人太甚，1860年也没觉得这么窝囊啊！
奕䜣同志终于认识到，“有害无利，已属显然，若或勉强从事，中外将恐不能相协，将来胜则彼此争功，败则互相推诿，设一旦激发声辩，于大局关系匪轻”199。
“中国费数百万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权柄”，即使傻瓜如清政府，也不会干这种无聊的事情。1863年11月15日，李泰国被解雇了，同日，清政府委任赫德为其继任，驻上海。
舰队解散了，1863年11月23日，阿思本上校带领被遣散的舰队从上海驶回英国。按负责调停的美国公使安排，各船返回伦敦拍卖，清政府付各军官水手遣散费，在整个事件中清政府损失67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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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人赫德说：“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200

道不同的洋务派
所谓洋务，也就是务洋，是指学习和使用西方先进技术。所有参与和支持洋务的人我们称之为洋务派，事实上洋务派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也根本不是一个组织，而只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的人的统称。洋务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因此，也自然形成一种对洋务运动的掣肘。大家知道翁同龢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和僵化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和李鸿章的积怨，所以甲午海战时主管财政的翁同龢还是摆了李鸿章一道，海战失败，洋务运动失败。当然，这也不能全怪翁同龢。
<b>1.奕䜣（1832-1898年）</b>
恭亲王奕䜣，道光第六子，咸丰异母弟。虽幼时聪明好学，但终未夺得皇帝位。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䜣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主持议和以及大量的善后事宜使他赢得了西方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当然他也通过议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受命主事。咸丰帝过世，奕䜣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成为实力派人物：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奕䜣重用地方实力派，大搞洋务运动，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但由于其媚外，亲近列强，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失败，慈禧太后因“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再次起用，管理总理衙门，授军机大臣，总理海军，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但再无作为。1898年病死，时年66岁。
<b>2.曾国藩（1811-1872年）</b>
曾国藩，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有争议的人物。
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比较笨，曾童试17次不第，于是在家设馆授徒。曾国藩5岁在家识字，6岁入其父私塾读书。然而曾国藩遗传了父亲的特质，也比较笨，幸好勤奋好学，勤以补拙，22岁考取秀才，23岁中举人，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曾国藩，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年七迁，连跃十级，39岁升授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右侍郎，40岁兼吏部左侍郎。
仕途正顺时，母亲去世，回籍奔丧，那是1852年10月，曾国藩42岁。那一年，太平军在湖南闹得正欢。
第一章已经说过，十九世纪中期的八旗已经不再是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部队，面对带着宗教狂热的太平军，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力量去对抗太平军。
1853年，借着清政府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曾国藩趁势在其家乡湖南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开始了整整十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艰苦历程，虽屡败，但屡战，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曾国藩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但他也因其用刑苛酷，杀人过多，被人称为“曾剃头”、“曾屠户”。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尽管世人对他褒贬不一，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筹设安庆内军械所，创办江南制造局，派遣首批赴美留学生，最大的功劳是带出了一个好学生李鸿章。
<b>3.李鸿章（1823-1901年）</b>
李鸿章比曾国藩小12岁，安徽合肥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201
与曾国藩相同，李鸿章6岁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但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他“少年聪慧”，也不如曾国藩勤奋好学，爱睡懒觉。
1845年，23岁的“官二代”李鸿章入京会试落榜，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的引领下，“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202（可能其外交家的基础就从这打起），后以“年家子”203身份投入35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1847年，25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好像比曾国藩快了三年）。
1858年（咸丰八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帮助办理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上海，上海士绅买办代表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与李鸿章商量，李欣然领命，开始招募与组建淮军。
1862年2月（同治元年），淮军正式宣告成立。随后，上海士绅花了18万两白银，雇了7艘英国商船，将淮军13营约9000人分批由水路运往上海。
1862年3月，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1863年2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在掌握地方实权后，李鸿章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建设新式陆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9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204。
1870年后，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二十五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又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他地位权力的上升，责任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开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主要原因在于“患贫”，认为“富强相因”，于是有了“必先富而后能强”205的认识，遂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打着“求富”的旗号，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1895年甲午战败后，日本指定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在伊藤博文的强硬态度和武力威慑下，李鸿章签订了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奇耻大辱”206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后，作为替罪羊的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12日，为收拾八国联军的战争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暂停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7月30日，北京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急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签约后，气恼交加的李鸿章呕血不起，“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于11月7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就在李鸿章死前，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要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相传李鸿章临终前有一首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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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定《辛丑条约》时的李鸿章、奕劻
  
李鸿章死后，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b>4.张之洞（1837-1909年）</b>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14岁，河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我们所熟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提出来的。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这似乎是综合了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的优点），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1852年）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1864年）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整顿学风，创建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
1874年起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又简放四川学政，整顿四川科举积弊，创建尊经书院。
1882年45岁时出京赴山西任巡府，禁革山西种种陋规，设清源局、教案局、洋务局、桑棉局、铁绢局，筹办山西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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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像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力主抗争，1884年任两广总督。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
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筹建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除实业外，张之洞还大力兴办教育，创立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了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督鄂十七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1894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还是大办教育，在南京设了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1907年奉旨回京管理学部事务，次年兼充督办铁路大臣。
1909年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李鸿章不同的是，张之洞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表现得比较强硬，例如：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时，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而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求“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又如：1901年李鸿章在签署《辛丑条约》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合肥所讲条款，每每有所纠正”，并指责李鸿章“老横偏执、怗过遂非”，当然李鸿章也反批评他“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习气。”207
如果主管朝政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张之洞，清朝晚期的局面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了。
可是历史却不能假设。
<b>5.左宗棠（1812-1885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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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像
  
与张之洞同样比较强硬的是另一个洋务派——左宗棠。
左宗棠，湖南人，与曾国藩同时代，比曾小1岁，“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随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的则是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著作“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考学却没啥大用，所以20岁以后，六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自尊心与自信心极强的左宗棠受到了打击，打算“长为农夫没世”。1850年1月，林则徐路过湖南的时候，特意请隐居乡间的左宗棠会面交谈，在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很多军事、地理、文史等方面的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对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208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了一次。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209等人的忽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中。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队军饷，促其夺取了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有功，左宗棠被升职为兵部郎中。
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曾国藩上疏推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又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不知是不是受李泰国事件的影响，1866年张之洞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于是在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人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专门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改任陕甘总督后，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1875年5月，左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在新疆问题上，强硬的左宗棠与“善搞关系”的李鸿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死，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于1874年4月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在琅峤登陆，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东西两面都在受到敌人的威胁与侵占，在中国实力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国防建设的重点是在西边还是东边？
李鸿章于1874年12月10日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奏折中主张“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第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而“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因此“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第二，如用兵西南，则“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第三，对新疆的政策可“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属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强调，当务之急应当购买“铁甲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于李鸿章的主张，湖南巡抚王文韶持截然相反的见解，他强调，“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南”210，因此，主张早日收复新疆，除王文韶外，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也力陈抗俄的重要性。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和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论”各执一词，朝廷举棋不定。于是密谕左宗棠，“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着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
1875年4月，左宗棠回奏了一篇5000余字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海防、塞防并重观点，对于新疆，他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因此他指出，“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因此主张“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在奏折中分析了新疆的人文、地理、粮运及征讨策略等。211
“所见甚是”！212于是64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将肃州行营前移到哈密地区，用兵车拉着棺材，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一年以后，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4年6月，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奉命督办福建军务。
1884年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组成“恪靖援台军”，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东渡台湾。
1885年6月9日，《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213。
然而不久（9月5日）病故于福州。跟孔子一样，活了73岁。
对于左宗棠，历史评价甚高，晚清有左宗棠，乃朝廷一大幸事，但只可惜他只是一地方大员，而不能主管全国政事，搞不过小他11岁的李鸿章。

当火车来到中国
截至2010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高铁投入运营里程达8358公里，居世界第一。2010年12月3日，国产“和谐号”CRH380A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高铁最高实验运营新纪录，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但是告诉大家，当火车一开始来到中国的时候，并不受人待见（尤其是大部分官僚）。
铁路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铁轨，一是火车。历史上，先有铁轨，后有火车，而铁轨又是由木轨变来的。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煤的开采和使用都是很早的。一开始，煤的转运都是靠人背、马拉，人背当然没有马拉得多，所以主要是马拉。大家知道，越是平坦的道路，对车子的阻力越小，马拉着越省劲，劳动效率越高。而修路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尤其是修一条保证长期平坦的路，于是人们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在地上辅一条木制的轨道，然后让马拉着小车在木制轨道上行驶，来回运送货物。
木制轨道虽然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它本身存在两大缺点：一是磨损快，二是承重小。随着冶铁业的发展，人们开始对木轨进行了改进，一开始是在木轨上安装铁条以减少磨损，但是承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1789年，英国人威廉·杰索普开始直接用铁制轨道来代替木制轨道，于是就有了铁轨。
随着工业、矿业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于是需要对“马力”进行改进，“火车”就顺时代要求产生了。
大家都知道，火车是乔治·史蒂芬森发明的。但事实上，第一辆蒸汽火车，是由一个叫特里维希克的工程师在1804年发明的，那时候乔治·史蒂芬森还刚会写自己的名字没几年。但是第一辆火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乔治·史蒂芬森是一个到了18岁还不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后来竟然成了工程师，并且还对历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以考试为人才选拔机制的古代中国所无法想像的。
史蒂芬森，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生于英国的一个矿工家庭，那时候，中国的孩子正在忙着背四书五经呢。
30岁之后，史蒂芬森开始捉摸怎么造火车，1814年7月25日，他制作的第一台机车——“布鲁克”号问世，可以拉8节矿车，载重30吨，能以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前进。因为当时使用煤炭或木柴做燃料，所以第一次运行时，煤矿上的居民看到这家伙跑起来时，烟囱直往外喷火，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火车”，一直叫到现在。
这个叫火车的东西不仅走得慢（每小时6.4公里相当于正常人散步的速度），而且震动厉害，噪声还大，所以开始时火车是很不让人满意的。
有欲望就要满足，有缺点就要改善，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火车也在不断地改进中。1825年9月27日，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英国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线建成通车，并举行了通车典礼。数千人前来观看，史蒂芬逊亲自驾驶“旅行号”机车拉着12节装着煤、面粉的车厢和20节满载乘客的车厢从伊库拉因开出，安全到达达林敦车站，当时车上共有乘客450人，列车载重达90吨。“旅行号”上午9点从伊库拉因车站出发，下午3点47分到达斯托克顿，近7个小时共跑了31.8公里。
7个小时走了三十多公里，这个速度也够慢的，但是可喜的是，这种状况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30年9月，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举行正式开通仪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场面，使拿破仑遭遇滑铁卢的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也出席了，还有40万人在铁路旁边观看。然而就在这个仪式上，不幸的事发生了，一位“热忱拥护铁路”的国会议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比鸟儿飞得还快”的火车造成了围观群众的恐慌，混乱的人群失去了控制，把那位国会议员威廉·哈斯基逊的腿给踩断了，不治而亡。那列火车到底有多快？每小时36英里，相当于58公里。
很快，铁路以其迅速、便利、经济等优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英国，修筑铁路成为最热门、最时髦的事情。
1833年以后，蒸汽机车逐渐取代了在铁轨上行驶的马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英国铁路修建的高潮时期，1880年主要的线路基本完成，1890年全国性铁路网形成，路网总长达32000公里。
在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建成的三十九年之后，中国境内也出现了第一条铁路。但是这条铁路不是中国人修的，而是由英国人杜兰德修的，而且这条铁路不是修来用的，而是修来看的。
那是1864年，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大约有600米长的窄轨铁路，还专门弄了一台小型蒸汽机车拖着3节车厢在铁道上来回地跑。当然，杜兰德当时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只是为给自己的火车做宣传广告，希望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可是，广告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很快，清政府以“殊甚骇怪”为名，勒令杜兰德把这条铁路拆除了。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仅仅是玩具而已，拆了也就拆了。那时候的广告对人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也没有调动出人们潜在的需求。
1866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吴淞上海之间河道淤塞，疏通困难，大吨位轮船无法停靠上海港，请求修筑从吴淞到上海的铁路，以便大吨位轮船停泊吴淞后，能和上海办理联运。这时的清政府尚对修建铁路心存疑虑，没有批准威妥玛的请求。
1872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耍了个花招，声称要修筑一条吴淞至上海的“马路”，得到清政府当局同意后，组建了吴淞道路公司，1874年秋，更名为“吴淞铁路有限公司”，并于12月开始筑路。
要修路，先买地。但是买地的过程中，开始出现问题：一是地价问题214，二是迁坟移树而导致的心理观念问题。因此“有乡民妇女与洋人阻挠，甚至彼此扯碎衣物”215现象发生。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吴淞铁路有限公司”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凡遇屋宇坟墓一概绕道纡折而过”；第二，巨价赔偿；第三，用当地人筑路，“有时殆至二千之数”，“每人不大不小支结每日工钱约二百文”。216
虽然有人反对，但是树移了，风水改变了，可是没看到现实的报应啊！仅停留在观念中的阻力是没有力量的，在利益的驱动下，铁路还是照修。
事实上，都是钱的问题，当给农民的赔偿价格到位，让农民有钱可赚，而不是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农民都是会做出让步的。最后的结果，“乡人皆踊跃从事，毫无怨嫌”217。
所以，在铁路修建的过程中，虽然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发生着，但是，这都是利益相关人的矛盾，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抱着“新奇”的态度对待它的。
1876年2月14日，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通行试车，尽管仅有一列拉石子的火车，但上海市民仍倾注极大热情，“远近游人已往来如织”，218“每日往观者老幼男女不下数千，大有众蝶觅香，群蚁逐膻之势”219。
1876年7月1日，火车公司请上海华人市民免费乘车，“是日未至，华客即持照纷纷上车，并有妇女小孩等，更有妓馆中之娘姨大姐满头插遍珠兰梔子花，香气四溢”，“乘者观者一齐笑容可掬，啧啧称叹”。220
1876年7月3日，吴淞铁路正式通车，“到下午1点钟，男女老幼，纷至沓来，大半皆愿坐上中两等之车，顷刻之间，车厢已无虚位，仅有买得上中之票仍坐下等车者221。迨车已开行，而来人尚如潮涌至，盖皆以从未目睹，欲亲身试之耳。”222
有许多人说中国是个保守的国家，中国人是个思想守旧的民族223，对于这一点，我倒倾向于同意张鸣教授的意见，中国老百姓的骨子里并没有体现出保守的天分。吴淞铁路通火车的情况和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展出时引起的效果相同224见马长林、周利敏：《吴淞铁路的拆除及影响》，载于《档案与史学》年第期。225，一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人们“踊跃从事”与“好奇”就认定铁路的修建就是受所有人的欢迎的。事实上，铁路的通行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例如，铁路会切断许多小路，影响农民出行；火车机车的火星飞到附近草房上，可能烧毁农民的草房；当然，还有因铁路修筑本身而带来的因工程承揽而产生的矛盾，对其他水陆运输造成的冲击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问题226。因利益受损，铁路跟群众的冲突不断，甚至出现在铁道上堆石头、数百人手拉手拦火车的情况227。
当然，小部分群众的抗议是无用的，改变事态发展方向必须要有更大的力量的介入。问题发生在通车一个月之后的8月3日，火车将一过路人碾成四段228，虽然“坐火车而往游江湾者每日仍形热闹”229，但是政府却出面了。
中外交涉，英公使威妥玛不得不宣告火车于8月24日停驶。中英双方代表在南京就这条铁路的主权等问题展开了谈判，终于在10月24日签订了中方买断协议——《收赎吴淞铁路条款》，清政府出资28.5万两白银赎回吴淞铁路，约定在朝廷一方款项未付清前的一年内，铁路继续营运。
1876年12月1日，吴淞铁路全线通车。
好不容易建成的第一条铁路终于投入运营了，不知是因为压死人导致的心理压力，还是因政府干涉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下午1点第一趟火车开行时，有报纸记载，华人搭车的不过百人。这种情况差不多维持了整整一个冬季，但是到了第二年的开春，生意却突然火暴起来，从上海乘火车到吴淞游玩的乘客，多得不够坐，本来6节车厢加到了9节车厢，并且用了两个火车头来拖，这条铁路也度过了最为风光的时期。火车公司统计：自火车通车到1877年8月25日，共载乘客161331人。230效益是可观的。
按照中英所签订的条款，清政府于1877年10月20日收回吴淞铁路。收回主权后的铁路命运是怎样的？人们是很关注的。由于火车“较小车为廉”，而且“其舒服不啻十倍，速则且不止十倍”231，所以很多人是不愿意其停运的。虽然曾有145人集体请求两江总督沈葆桢232允许铁路继续运行，但是他还是坚决地拆除了。233
没有办法，政府说了算，吴淞铁路还是拆除了。
拆下来的铁路，本打算运往台湾，另建铁路运煤，但是清政府反对铁路的态度却使洋务派们不敢有所作为，最后导致“堆放在打狗港海滩的淞沪铁路器材，日晒雨淋，海水冲刷，锈蚀报废。”234
1883年，这批材料又运回上海，再从上海运到开平矿区被李鸿章用来修开平铁路了。
也许是跟洋人打交道多了，李鸿章是较早认识到铁路重要性的朝廷大员之一。
李鸿章对修筑铁路很感兴趣，早在1874年12月10日，他上奏清廷的《筹议海防折》中就提出“南北洋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何况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一日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235可惜他的主张，“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236事情就这样摞下来了。
洋务运动，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煤。在那个时候，煤是工业发展的唯一动力源，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因此，人们原来的生活资料一跃而成为中国现代化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1876年11月，李鸿章派唐廷枢到唐山开平一带勘察，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煤，于是创办了开平矿务局。1878年8月，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未出数月，出煤极旺”，为了把煤从矿区运到最近的出海口装船运出，唐廷枢在1879年向李鸿章申请修一条从唐山到北塘口的运煤铁路。
接到唐廷枢的禀奏，李鸿章机敏地感到这正是实现他筑路计划的好机会，于是便立即上奏朝廷，请修铁路，以便运煤。“运煤的需要”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清政府也深知中国的机械船只“以煤为命”，所以很快就批准开平矿务局自修铁路。
于是李鸿章聘请了开平矿务局的工程师英国人金达负责督修。谁知正在筹办的时候，突然朝廷又下旨不给修了，筑路计划流产。
铁路不让修，实在没有办法，开平矿务局只好挖运河运煤，于是在1880年挖了一条从芦台到胥各庄长达35公里的“煤河”。
但是问题又来了，运河只能挖到胥各庄，因为从胥各庄到矿区那段路地势比较高，河水上不去。矿务局再次请修铁路，并且奏明只修胥各庄到唐山之间的一小段，考虑到朝廷可能会以机车震惊东陵的先王神灵为由而不同意，所以特别声明，路成之后，火车用骡马拉。
实在没有理由不让修了，清政府只有批准了这个奏请。
1881年6月9日，自唐山至胥各庄（今丰南县）一线的唐胥铁路开始铺轨，9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共耗银11万两。9月开始试运行，11月8日正式通车，但却不是用马拉的，而是使用正式的火车——“龙号机车”，这个机车是在唐廷枢的授意下，由金达设计并指导中国的工匠们偷偷地在胥各庄修理厂造出来的。
虽然政府批准只能使用骡马拉，但是有商业头脑的唐廷枢还是认为到时机成熟时自然会采用机车拽引，准备把生米煮成熟饭。于是，结果就像金达在《华北的矿山及铁路》一文中这样写道的那样，“自1880年冬季开始，在修车厂车间，一辆经我特别设计的机车在悄悄地修建。”
通车后，“龙号机车”将开平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到胥各庄运河码头。这条黑龙的欢快喘息声在唐山回荡，终于传进了北京城，“都中言官复连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奉旨查办，旋被勒令禁驶。”237
不得已，铁路只得改回原定的马拉火车，正是因为这段历史，所以唐胥铁路也被世人称为“马车铁路”。
1882年，开平煤矿的煤产量猛增，产量由1881年的3600吨猛增到38000吨，骡马拉车实在力不胜任，大量的煤炭运不出去。李鸿章和唐廷枢四处奔走，八方求告，疏通周旋，以北洋海军急需燃料煤为由，要求使用机车牵引。
1882年6月，为了堵住反对派的嘴，开平矿务局还专门邀请了一批反对官员实地考察，试乘“龙号机车”，坐在特制的豪华车厢里，用一个小时跑了32公里，快速、舒适、安全、稳当的一个小时的现场体验，彻底堵上了反对派的嘴。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谈论用骡马拉车的事了，为骡马们盖的骡厩马棚也很快就拆除了。这年10月又从英国购入了两台“0”号机车，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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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李鸿章视察唐胥铁路
  
到1883年初，开平矿务局就已拥有50节运煤车，车皮载重从12吨到50吨。除运煤外，这段铁路还经营客运，营运的火暴状况可以想见，仅客运收入就足以满足火车运营的费用。
1886年，李鸿章正式向朝廷报告了唐胥铁路的成功运营，并要求向东西两个方向分别展延到山海关和天津，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其实早在1861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1862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也被拒。直到二十年后，中国才建造了第一条铁路，而且是在重重阻力下完成的。
有许多人说这是清朝政府思想不解放造成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思想解放不解放，是有原因的，它只能是事件的结果，而不是事件的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申请者需要，拒绝者不需要。人类行为选择的本质不是思想的解放问题，而是利益的需求问题。
人类世界的历史，靠着主观世界的推动，一切现实的发展，都因为人的需要而发生，没有需要，观念不会改变，发明不会产生，历史不会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说需要才真正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当然，利益有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分，而这当中又有着必然的冲突。思想不解放，不是观念变化不过来，主要是利益冲突导致的。

洋务运动留下了什么
洋务运动自六十年代起，初为强军，大建现代军事工业，造成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天津机器制造局、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不以营利为目的，都从国家财政拨款，或从海关税收中截取经费支持。
七十年代起，发现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强军是难为实现的，于是又为富国，大建民用工业，建成东亚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
但是这些企业大都带有一切国有企业的弊病：
第一是冗员充斥，人浮于事。福州船政局，一个1000多人的局厂，仅官府委派的各种管理人员就达100多人，沈葆祯接任船政大臣那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荐书盈筐”，“户为之穿”，每月定额经费5万两，“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余两238，也难怪李鸿章批评它，“不足御侮，徒添靡费”。239
第二是行政命令，管理失当。例如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选址时既不靠铁矿，也不靠煤矿，而是选择靠近“省城地岸”的汉阳龟山下，主要就是因为“可以时常亲往督察”240，但是此处地势低洼，要建铁厂必须垫高地基九尺，还要修一段江堤，所以光建厂垫地基一项就耗费白银高达百万两以上。241
第三是入不敷出，粗制滥造。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德国毛瑟11毫米前膛步枪，每支枪成本比外国的贵7.4两白银，并且水准不高，性能不佳，据说连李鸿章的淮军都拒绝使用它；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时，一吨生铁价才20余两白银，而建成后的汉阳铁厂炼一吨铁所耗焦炭一项价格就达白银20余两242。
被李泰国骗了之后，清政府对创建一支现代化海军之事暂时丢下。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占据，虽沈葆桢带兵赴台将他们赶跑了，但这一事件却引起朝野的警惕，奕䜣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
“海防”论压倒“塞防”论，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下令由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加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因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所以优先创建北洋水师。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艘炮舰。
1879年，又向英国订造了巡洋舰扬威号、超勇号。
1880年，经过反复比较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
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又通过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和来远号。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当时海军舰队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此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导致技术缺乏更新，设备老化严重24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军，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使洋务派种下了“龙种”，连“跳蚤”也没有收到，既没有实现国家富裕，也没有实现军队强大，人们把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看作是洋务运动结束的标志。
洋务运动结束了，它就没给中国历史留下点什么吗？不可能。历史上的任何一笔都会留下永久的印记，而这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可能会决定历史的方向。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留下的东西很多。
第一，政治格局的变化。
清入关之后，虽然也行儒教大礼，称天子，提倡满汉一家，但是本质上还是带有彻底的民族统治特征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以兵之名额，坐领饷糈”，而且在政治体系上也一直处于上层的位置。
作为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的少数民族要完成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必须要依靠汉族士大夫去完成，这一点，满清认识得很清楚。但同时，他们更清楚的认识是，不能完全把政权交给汉族士大夫去管理。于是他们的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般衙门满汉夹用，而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即使是在汉人为主的绿营兵里，其将领基本上也都用满洲人。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汉族士大夫崛起，逐渐取得了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861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后，对曾国藩湘军集团放手利用，完全改变了过去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清政府中最大的实力派。从1861年到1864年四年多时间，先后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以1863年为例：清政府共设8个总督，15个巡抚，而湘军集团中的人就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到了七十年代，中国的18个省中，有15位巡抚是汉人，15位按察使是汉人，14位布政使是汉人，同时，较低级的官僚机构也被汉人支配了，在道台以下官衔的官吏中，汉人占90%，满人占7%，蒙古人只占1%强，而汉八旗还不到2%。244
同治中兴之后，汉族士大夫不仅拥有了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的政权和财权，伴随着这种汉族士大夫势力的明显增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00年，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并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有意思的是当朝廷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后，面对如此公然的抗旨行为，竟然下诏称汉族地方督抚的这一行动与自己的意思“正复相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事件的产生充分表现了晚清地方汉族势力的增长和中央控制力量的削弱。
这一削弱的过程一经出现，便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张明在《民国的角落》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下令在全境搜捕革命党。一天，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这个学生没有辫子，所以防勇们就抓了他，准备将他当革命党送到上面请赏。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虽不认识，但是甘教员出于对剪了辫子的“同志”天然的同情，将他藏了起来，并让几个学生去找学堂的总办——乡绅钟荣山，说大兵闯学堂抓人了。正在喝酒的钟荣山告诉学生抓紧回学堂将防勇捆了，一切有他做主。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学堂捆人去了，而酒场上一个人却勃然大怒，就是一同喝酒的巡防营的负责人陈家裕。当场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200两，金表1只，金戒指1枚，要求巡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当然都是胡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20桌赔礼道歉。防营方面当然不肯，僵持良久，结果是由县署出了300两银子，并办了10桌酒，事情才算平息。245
两件事情，一件大事，一件小事，从这两件事件中，我们明显地看出了政府权威的弱化速度，仅仅十一年，地方乡绅力量的增长已经到了敢于和政府武装叫板的地步，而这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基础。
地方势力的增长，不断推动着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瓦解。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接受了《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帝制也宣告灭亡了。
而这一切的产生，不能不归因于洋务运动中地方势力的增长。
第二，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商品交换的产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中国五千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虽然也出现过钱庄、商铺、作坊等资本主义运作方式，虽然也出现过范蠡、吕不韦、沈万三等知名商人，虽然也出现了晋商、微商等商业团体及各种商会，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大力的发展，也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力量。
明末清初在中国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所出现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和自由劳动力市场成为中国真正资本主义的萌芽，然而即使是这种萌芽产生了，其发展的速度也是极其缓慢的。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重农轻商的传统认识。由于农业在自然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在政治管理中的特殊作用，中国封建帝王和思想家大都推崇“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从商鞅开始，奖励耕战就成为重要的治国之策，汉高祖刘邦就曾强调，“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246。
二是税收制约。由于对商业的轻视，各朝政府对商业都是课以重税的，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发展起来的厘金制就是这种税收政策的表现，它对国内流通的货物在每个地方关卡都收取2%～10%的厘金。跨省跨区就要缴税，这生意怎么做？所以对商业流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三是交通运输业的落后。实体经济是以货物为载体的，有市场必要有货物的转运，所以，为了便于货运和客运，市场必须位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市场的大小与水陆交通的方便程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清朝后期，由于缺乏从中央到地方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使得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个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高层次分工协作。另外，由于交通运输的限制，大城市只能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络和交易中心，这就使城乡之间在生产力水平、收入差距方面都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典型的二元化社会，同时也使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了局限。
中国商业发展的限制在清朝后期不断减弱，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中叶，列强为倾销其商品和掠夺中国廉价原料，开始在租界开办轮船修理、原料加工等工厂。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和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三所洋炮局开始，一直到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共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247，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湖北枪炮局。虽然洋务派兴办的这些军事工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腐败现象严重，但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过程中深感财政困难，同时又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是因为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248，除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合办外，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了“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看到了丰厚的利润，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开始投资工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应运而生。从1868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有50多个，主要涉及缫丝、轧棉、纺纱、面粉、火柴和造纸等生活服务行业，其中重要的有发昌机器厂、继昌隆机器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公和永缫丝厂、同文书局、自来火柴公司等。在私人资本发展的初期，虽然这些企业大都是采用半官方的形式存在，但是规模小，常常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企业的排挤，同时还不断遭受到地方官吏的随意敲诈勒索。虽然举步维艰，但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从1895年起，民族资本有了大量的增加，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商部，1904年颁布了《公司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从1895年到1913年，中国至少创办了549家近代工商业249，而这一时期的企业也大多是取得官方资助或得到官方的支持的，它们大多集中在轻型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采矿业，也正是这些企业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第三，工人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和封建剥削的日益加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形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产业后备军。伴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广东和浙江，尤其是在香港产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他们主要是由掌握了特殊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在造船厂或修理厂里做工。
随着官办企业与外商工厂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发展，1870年时大概1万人，到了1894年则达到10万人，1910年达到24万人，到了1920年左右则发展到200万左右250，但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与第一代工人阶级明显不同的是他们大都是来自农村的没有技术的劳动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本来就是社会上最弱势的“无产者”，即使变成了工人，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还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主要有四个表现。
第一，工作时间长。十九世纪末期开始，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中国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12～14小时251，多的甚至达到16～20小时，而且，多数工厂没有星期天。汉学家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写道，“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三百二十天。”252
第二，工资水平低。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少得可怜。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姜铎在他的《中国早期工人阶级状况初探》中详细分析了1920年以前各类工人的工资水平，指出即使是男工精工的工资水平，也不到美国平均工资的1/7，当然更不用说工资最低的纺织工人了253。情况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工厂按日计算工资，一切例假工资按日扣除，发生事故停工，当日的工资按时计算，如果再加上铜币贬值、粮价上涨等因素，工人群体的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顿饭”254。
第三，工作条件恶劣。由于当时技术设备落后，工人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经常处于极不安全和极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之中，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在日本资本家控制下的抚顺煤矿，从1906年至1919年的十三年间，共发生大小事故30482次，死亡1468人，伤31625人，平均每年2344次，死亡113人，伤2482人255。其他如棉纺、机械、印刷、化学、卷烟等行业，也因伤亡事故、职业病和职业中毒失去健康甚至被夺去生命者，不计其数。所以费正清说，“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况。”256
第四，政治社会地位低下。中国近代企业中，广泛存在着带有封建奴役性质的用工制度，如学徒制、包工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工人可以随便被开除、罚款、挨打、扣工资和搜身，资本家和工头甚至可以设置刑具，对工人进行拷打和动刑。辛亥革命以前，清政府在官办厂矿都驻有军队，用以“弹压”工人。甚至在1912年，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仍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30元以下罚金。”257
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地位，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其最初是个别的或少数的工人采取同雇主吵闹、向官厅告状、破坏机器设备、抢劫库房、烧毁原料或制品等方式进行反抗，后来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有组织和领导的怠工和罢工，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规模和形式不断发展。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广州出现了最早的搬运工人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香港20000多市政工人和搬运工人，在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的斗争中，罢工回广州。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大罢工。此后，有组织的工人罢工运动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到1904年的六十多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工人斗争共约30次，平均每年不到1次；1905年到1913年的九年间，共约70多次，平均每年约8次；1914年到1919年5月，共120多次，平均每年20多次，呈逐年递增趋势。
中国近代工人罢工的矛头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是与资本家的斗争。例如，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宁波籍海员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同年12月，上海黄包车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增收车租；1916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商香烟公司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等等。
第二个方面方向就是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船舶修造工厂拒绝为法国侵略者修理军舰；1903年，云南蒙自万余矿工参加了资本家发动的临安起义；1907年到1909年，安徽铜官山的矿工们在矿务工会的领导下展开斗争，废除了英国在铜官山开矿的合同，收回了矿权；1912年，安庆的工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积极参加了焚烧鸦片的斗争；1915年，在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运动中，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日本厂雇用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并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1916年11月，天津法租界全体工人，包括搬运工人、店员、仆役、巡捕在内的1700多人进行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1917年3月，终于取得了胜利；1919年冬，安徽繁昌桃冲铁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和剥削，取得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了较高的反资反帝的政治觉悟，成为推动中国民族独立和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
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我们都不能不承认这里面有洋务运动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一切仅只是他们收获的“跳蚤”。
所以，从历史的影响力来讲，洋务运动比太平天国要大得多！

第四章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马克思

康有为其人
说起近代中国史，绕不开康有为，因为康有为的成长史，既是一部清末中国的发展史又是演变史。
康有为（1858-1927年），名、号很多，因是广东南海人（现佛山市南海区），所以多称其为“康南海”。
康有为出身于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家庭，少年聪颖，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4岁时就会识字，5岁能够背诵几百首唐诗，6岁入私塾，师从番禺简凤仪，当年就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孝经》，据说有人出“柳成絮”为题让他作对，康有为应声而答“鱼化龙”，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觉得“此子非池中之物”，于是得“神童”之名。
由于其祖父悉心教之以诗书礼仪，督其以古代圣贤为榜样，导致少年康有为不知不觉中一言一行刻意模仿，不但不苟言笑，而且言必称“圣人”，同乡人都笑称他“圣人为”，康有为欣然接受，常以圣人自居。自记，“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俛接州中诸生，大有霸视之气”。258这种少年才情是李鸿章、洪秀全，更是曾国藩所不能比的。
1876年，19岁的康有为拜南海著名学者朱次琦为师，求学于礼山草堂。在朱次琦独立思考精神的影响下，青年康有为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大胆质疑，认为韩愈学问浅薄，浪得虚名，甚至不把宋明时期的大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根本没什么学问。这让同学们惊骇不已，认为他目无尊长，言语放肆，逐渐疏远他，老师朱次琦也“笑责其狂”。
郁闷的康有为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259“哭歌无常”的康有为实在让同学们有点受不了，都认为他得了“心疾”。落寞的康有为只得告别书院，此后，竟然过了一段栖息山林的隐士生活。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读了李圭的《环球地球新录》后，专门游了一次香港，英国人治理下的香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260
1882年，康有为“高考移民”到北京参加乡试，返乡时路过上海，逛了这个外国人控制下的花花世界，对“西人”治理社会的印象更加深刻，于是他开始认真思考外国人治理国家比中国人先进的原因。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康有为疯狂购买“西书”，“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261，即使是“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类书籍。
后来的一件事情更是推动了他对西学的热爱。1885年3月，康有为突然头痛，很严重，“几乎死去”，在遍请中医毫无效果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西医，于是自行钻研，自行配制西药，给自己治病，居然治好了，这次经历使康有为更加信服西学。262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乡试（考举人），思想不太正统而又醉心于西学的康有为在正统的八股科举中要想取得好成绩是很困难的。很显然，他后来的发展不如曾国藩和李鸿章顺利。
当时，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刚结束不久，他痛感民族危机和朝廷贪污腐败的风气，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初八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263。
但是一个普通“秀才”的上书几乎是不可能上到光绪的桌子上的，这跟“上书”本身的思想性并没有关系。心灰意冷的康有为甚至产生了“浮海居夷”的念头，但是最终还是返回了老家。
1890年，33岁的秀才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贴出了广告，准备招学生，开馆讲学。但是招生广告贴出半个月，也没有一个学生光顾。然而不久，转机出现了。有一天，广州五大书院之一的学海堂先生石星巢因事外出，仓促之间，没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为，便请他暂代一课。讲堂之上，“学贯中西”的康有为口若悬河，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们“无不骇愕”。每天为科举而忙碌那几本教科书的学生们根本没听过这些东西。就这样引来了大弟子陈千秋，陈千秋又拽来了最著名的弟子梁启超。但是梁启超一开始根本看不上康有为，虽然康有为比梁启超大15岁，但此时18岁的梁启超已经考上了举人，而康有为的学历呢？只是个监生264。然而，初次见面，“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康有为就把自以为已经精通上下五千年“旧学”的梁启超打蒙了，感觉“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265举人拜监生为师，其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日之间，康有为声誉鹊起，优秀学子，摩肩接踵，联翩而来，康有为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教书生涯。一年后讲堂搬到邝氏祠，又过半年，驻定文昌后殿，始称“万木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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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像
  
秀才也没考上的中年康有为，在吸引喜新求异的十八九岁青年学生方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讲学的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所以学生夸他“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266在这里，他经常向学生们讲解时事，介绍中外政治制度的利弊，一起讨论拯救中国的方法，其教学手段与教学内容都是当时社会中较为少有的，梁启超常用“大海潮音”、“狮子吼”来形容康有为的讲课效果。他回忆说，每当康有为“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激动时“联臂高歌，声震林木”。在康有为的引导下，万木草堂的学生“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267。就这样，一个学术团体悄然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政治团体，在这里，他成就了一支具有近代西学思想的维新变法队伍。
在广东的这段时间内，康有为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从廖平的《知圣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启迪，相继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考》268，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人们历来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细节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
知识只有和权力相结合，才能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功用。一腔热血的康有为要想使自己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必须要拥有权力。而在那个时代，想拥有权力，对于他来讲，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行。
1894年，刚考上举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师生二人结伴北上，一起来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但两个人都没考中。
1895年，师生二人再次结伴北上，来到京城，会试结束，等待发榜。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声讨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深感“士气可贵”，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上清帝第二书》）然而这次上书仍未能上达光绪。269
经过多次折腾，康有为名气大增，许多官员都知道了这个反动的“狂生”。令康有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895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就记住了康有为的名字，他就是“守旧，恶西学如仇”的大学士徐桐270。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把康有为挡住。他跟副考官们通气：凡是广东考生中文章特别“出色的”，肯定是那个康有为写的，见到此卷一定要拿下去。结果，考官们真看到了这样一份“出色的”试卷，经过对文章立意、观点和风格的分析，认定无疑是康有为所作，于是立即“弃置一边”。由于文章写得实在是才华横溢，一位副考官还在这份试卷的卷末写了两句俏皮话：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然而谁知道这份被认定是康有为的试卷，竟是梁启超的。康有为在这次考试中，一反常态，突然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没被考官们查出来。发榜的时间到了，竟然是第五名。事前的幕后操作没操作成，成绩公布了就没办法了，必须按规矩给进士授官。据说，徐桐当时“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
郁闷的不仅仅是徐桐，康有为也很郁闷，最后被授予的官职几乎令他绝望——工部主事，这个小官对他实行变法、改造社会的伟大理想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清帝国给他的这个台阶不够高。
为实现理想抱负，康有为仍以文字为武器，以“上书”为敲门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十一日，康有为又上书光绪帝《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就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三书》。有志者事竟成，《第三书》终于送达光绪帝，并且深深打动了光緒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命令军机处王公大臣对其内容详加讨论，并下令将《上书》抄写4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军机处，分发各省督抚将军阅读，一份存乾清宫光绪寝处，一份存勤政殿备览。
收效显著，趁热打铁，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初八日，写了《上清帝第四书》，正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却又被荣禄拒绝。第四书终究没有上达光绪帝，但康有为却因此对袁世凯有了好感。
上书的门路被堵，康有为的倾诉对象开始转向士大夫，于是创办《万国公报》271，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遍送士夫党人”，使其“渐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成立强学会。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即遭封禁，1896年1月20日停刊。
1895年11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个强学分会，组织发行了《强学报》，宣传维新变法，派送赠阅，并不收费，但仅发行5天，出版第二期时又被查禁了。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康有为在广州听到此消息后，立刻赶往北京。12月，呈《外衅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史称《上清帝第五书》。因为这个折子情词激烈，刺激人，工部堂官认为他危言耸听，不为代递，心灰意冷的康有为决定移民巴西272。行李都装上车了，却逢翁同龢273来访。一个当朝重臣和一个“基层”主事密谈了什么，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接下来的历史事实是：一、康有为留了下来；二、光绪皇帝收到了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的奏折，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三、光绪皇帝表示要亲自召见康有为，命令总理衙门安排一下。工作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但奕䜣就是不安排，他的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274于是工部主事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的西花厅进行了一次“论文答辩”，参加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上清帝第五书》几经周折到达光绪的南书房。光绪读完这封长达7000余字的奏折，确实被康有为震撼了，从此，他对康有为格外垂青，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而康有为也懂得知遇之恩，对光绪终生感激，将一生的政治赌注都押在了皇帝身上，并铁定了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此后，无论中国政坛如何风云变幻，他都对此坚持到底，矢志不渝。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又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请求光绪帝发起变法，比较国外诸国形势，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个保国会，设会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政权，保民族自立，保圣教不失。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要“合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275很是感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戊戌变法开始。6月16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赏六品衔，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就是没有编制的总理衙门主管大臣的秘书），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半月后，梁启超以举人身份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授以办理译书局的事务。
9月5日，光绪给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各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代皇上草拟所有有关新政的诏书，因为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所以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6月11日以后，“很开明”“也很上进”的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然而法不是随便就可以变的，法变则人变，法变则权力变，法变则利益变。把别人的利益变没了，把别人的权力变没了，兔子急了也是要咬人的，原来没咬你，主要是还没到那个份上。大量的急风暴雨式的变法惹急了大量的“顽固派”。
也就在光绪把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提拔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当天，慈禧就和荣禄商量要废掉光绪皇帝。9月14日，光绪在变法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法启动以来没有过的情况，光绪感觉不妙，回宫以后，就写了一道密谕交给杨锐，其内容是：“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谏，太后更怒，令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期望之至。特谕。”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衣带诏”276。
杨锐接密诏以后，约林旭商筹，让谭嗣同出面冒一个险。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拿出光绪皇帝的密谕，要求袁世凯迅速举兵，先杀荣禄，然后包围慈禧居住的颐和园，并许诺说事成以后立即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同时逮捕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277。本打算审审，但刑部尚书赵舒翘上奏说：“此等乱臣贼子，杀无赦，何必问供。”于是9月28日，六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张之洞“活动”了两天也没“活动”出一个来。
满怀报国之志的康有为后台不够硬，当然，他既没有学谭嗣同“以血唤醒国人变革的希望”，也没有学林旭“为报光绪帝知遇之恩，不顾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谏，保存光绪”，而是跟他的学生梁启超逃往了日本。
由于“光绪帝尚在”，所以康有为从此一心“保皇”。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一面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一面颂扬光绪皇帝。这当然引起清政府不满，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许康有为在日本居留。
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到处演讲，强调“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洒血以救圣主”。
1899年7月20日，他与李福基等创设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这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经济组织，所以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先以会员捐款为经费，做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后来以集资办实业为主。为激励华人参加和捐献，康有为不断派出弟子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做宣传，“功高者莫如救驾，酬劳之厚尤出非常，此千古罕有之遇也，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献之人，奏请照军工例破格优奖，皇上必垂谕允。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古来常见，愿共发愤，立致显贵，不拘出身，无失机会。”278拳拳爱国之心加上对“利润”的美好预期，保皇会迅速发展，总共建立保皇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发展至百余万人，招股数百万。以现在眼光看来，不知算不算非法集资？
保皇会成立以后，总会设在香港和澳门，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作为一个以办实业为主的组织，保皇会先后创办了香港公益客栈、中华酒店、渔票公司、墨西哥华墨银行、电车公司、轮船公司、芝加哥琼彩楼餐馆、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此集团公司是否盈利，因财务管理混乱279，不得而知，反正是保皇会经营危机不断出现。
皇没保了，钱没赚到，康有为倒是过得很舒服，“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九至德，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久居瑞典”280，携家带口，前呼后拥，“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281当然，在考察政治之余，还是登了埃菲尔铁塔，乘了热气球，访了滑铁卢古战场，上了纽约三十层摩天大楼，住了最豪华的酒店，吃了美味大餐，娶了三太太何旃理（美国华侨）、四太太市冈鹤子（日本人），甚至于1904年，在瑞典买下了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的园林。
晚年的康有为更是生活奢侈，“有别墅三处、妻妾五房和未婚子女六个，每月总开支两千银元左右。”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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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全家福，1921年摄于上海。中排右起：五夫人廖定徵，四夫人市冈鹤子、元配张云珠、康有为、二夫人梁随觉、六夫人张光
  
如果我们因为康有为的生活奢侈就说康有为是个政治骗子，也是有失客观的。他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的思想信仰的人，一生努力，只为保皇。1908年光绪皇帝死，消息传来，康有为“泣血呼踊，号于昊天”；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溥仪下诏退位，康有为仍不妥协，创办《不忍》杂志，主张“虚君共和”；1917年，和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虽然十二天后就在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1927年康有为七十大寿，溥仪送亲手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贺礼，康有为受宠若惊，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挥笔写下“谢恩折”。
说康有为是一个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人是比较客观的。为奠定自己的学术界地位，剽窃廖平《知圣篇》、《辟刘篇》而成《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作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为成帝师，影响光绪皇帝，实现维新变法，七次上书；为利于发行，冒用上海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拯救光绪伪造“衣带诏”，组织人马搞暗杀，派弟子招人购枪准备兴师勤王，甚至亲自向英国人求援。
说康有为是一个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人也是客观的。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却先后娶妻妾达六人；反对弟子不能自立，却处处维护师道尊严；强调人类平等，认为屈抑他人为仆婢“大背几何公理”，可他晚年使用的仆婢竟达数十人之多；“极好西学西路，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处处赞美民主政体，但是却始终努力保皇专政；理论上强调世界大同，却在行事上只专注中国。
1927年3月1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做客回来，喝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后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疼了一天，于1927年3月21日（阴历二月十八）清晨5时断气，没有孔子活得长。
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
自信、坚毅、思想狂放，行事偏激，生活中而又热衷名利的圣人死了。无论如何，由布衣而成为戊戌变法的领袖，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孔子的作用
许多人都想拿孔子说事，无论是褒他还是贬他，可以说孔子就是后世人们手里最大的一块砖头。
砖头有什么用？取决于拿砖头的人的态度，它既可以被当作垫脚石使自己站得更高一点，也可以被当作武器去砸人。
砖头，本质上不是砖头，只是工具。
平常人看孔子，也就是一个平常的教书先生而已，但是政治家却并不把孔子看成一个人，而是一件工具，随意变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决定于政治家要让他发挥什么样的用途。
<b>孔子是怎样变成板砖的</b>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前627—前554年），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先娶了老婆施曜英，一连生了九个女儿。于是娶了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但是孟皮是个残疾人283。于是又娶了第二个妾，叫颜征在。在叔梁纥70岁时生了孔子，因出生之前曾在尼丘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仲尼。
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原配施氏和叔梁纥的家人都不喜欢孔子母子，没有善待他们，于是颜征在就带着孔子离开了，移居曲阜阙里，独自抚养孔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到了17岁时，孔子的母亲也去世了。
孔子19岁成亲，娶宋国亓官氏的女儿（有说朱国兀氏）为妻，次年生了唯一的儿子孔鲤。孔鲤比孔子死的早，但是给孔子留下了后代孔伋。
成年的孔子身形魁梧，“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284，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自20多岁起，孔子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开始有些名气。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公元前517年，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内乱，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
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285孔子又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
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与权臣季桓子不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十四年周游列国的旅程，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并且差点饿死286。
公元前484年，孔子68岁时，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开始时鲁哀公与季康子还常以政事相询，但终是“敬而不用”，于是孔子晚年继续致力于整理文献和从事教育。
公元前479年，孔子患病，不愈而卒，死时73岁，跟他爹叔梁纥活得一样长。后来这个年龄成为中国人心理上的一道坎，不知跟孔子有没有关系。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有很多成为东周时期各国高官栋梁。在权力的作用下，孔子的思想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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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行教像
  
春秋时期的孔子并没有获得现在所看到的那么高的地位，孔子从一介布衣被一步步塑造成圣人，中间大概经历了五百年的历程。
孔门弟子中那个能说会道并守孝六年的子贡是第一个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圣人”的人。孔子的敌人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挺身维护：“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287
公元前478年，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改为寿堂，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孔庙。
生前的孔子并不受人待见，“遑遑如丧家之犬”，而死后的尊荣却逐渐渐攀升。但是这时的圣人还只是学生心中受人尊敬的老师，孔庙的建立也仅是按西周时期的规矩，表示尊师重道之意，而已。
一百多年后，虽然亚圣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288但也只是圈子内这样认为。可以想象的是，在诸侯们满脑子攻城略地或总在提防别人的虎视眈眈的战国时期，没有诸侯肯信“仁义礼智信”这一套，所以儒家学说仍然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289，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孔子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接下来的秦朝，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孔子更不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真正改变孔子地位的是以“面谀”（当面奉承）著称的叔孙通。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被拥立为皇帝。朝堂之上，那些开国之臣表现得跟战场上一样粗鲁，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敢砍宫殿的柱子290。刘邦对这种情况渐渐感到不满，这时叔孙通出现了，向刘邦建议制订宫廷礼仪，得到同意后，叔孙通到鲁国故地征召了三十名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一个多月后，叔孙通邀请汉高祖观礼，秩序井然。尊卑分明的朝会让刘邦大为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91。于是叔孙通“乃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292。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在统治者那里改变“敬而不用”的处境。
公元前195年，刘邦经过鲁地（山东），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祭祀孔子，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并在鲁南宫召见了儒臣，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刘邦这次祭孔，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也为后世皇帝开创了祭孔的先河。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为什么推崇《春秋》？就是因为里面的“大一统”观念，“《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293而这正是统一的大汉朝所需要的。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通过孔子地位的提高，巩固政权。孔子与政权，互惠互利，同生共赢的时代开始了。
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各地纷纷建孔庙，直至县县有孔庙。后来，孔庙逐渐演变成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汉平帝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西汉末，孔子后代被封为“褒成侯”，并且有封地来奉祀孔子。
唐代曾四次追封孔子：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后改为“宣父”；唐高宗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称其为“隆道公”；唐玄宗则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并且朝廷下诏要求郡县以上都要建文庙，创立儒教，春秋公祭。孔子开始享受人间香火。
宋朝是一个抑武重文的朝代，孔子的地位更是大大提升，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封孔子爹叔梁纥为“齐国公”；宋仁宗封孔子46代孙为“衍圣公”，世代享受特权，沿袭至民国，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德成2008年才去逝。
作为满夷的清朝统治者，对圣人更是异常推崇，掀起了空前绝后的尊孔高潮。康熙曾多次巡曲阜，拜孔庙。乾隆时春秋大祭，朝廷颁发统一祭文，规范祭祀时的规格，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孔府孔庙的面积，比前朝扩大了好几倍，且准其仿皇城故宫模样。孔府的官品，清朝最高。
进了庙之后的孔子，显然不再是一个人间典范，而需要神化。于是有人对孔子进行神化改造，如“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294等等。由此，孔子由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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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神坛的孔子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儒家思想被各国君主“敬而不用”？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导致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各诸侯考虑的不是对内臣民的治理，而是对外势力的扩张或制衡，所以春秋时期在国际关系上实用主义的“术”是受到各国重视的。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英雄是管子、苏秦、张仪、孙子等人，而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孔子及其弟子们。
中国大一统之后，国内治理便成为历代君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在国内治理上，儒家思想则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长处。少时“不喜耕稼，专好浪游”的“无赖”295刘邦，统一天下后“烹狗藏弓”，消除异性王的刘邦，为什么拜了孔子？不是因为孔子高尚，而是因为孔子管用。正是因为孔子在治理国家中管用，他才成为历代君主统治国家所使用的武器。在这里，他们所使用的孔子思想是不是正统的、本原的孔子思想都不再重要了，他们会不断地把孔子思想进行改造，以成为更合手的“板砖”。如宋代理学家在把孔子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对孔子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改造，孔子成为一个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296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一直被统治者当成统治的武器，所以清代大学者戴震抨击理学家的观点时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297说白了，儒学在统治者那里就是一块板砖，拍那个不服从“天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后，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
正因为儒学是统治者专制的武器，所以一切反对专制者都需要先否定儒学，否定儒学就必须否定孔子，因为后世的一切思想都是添加到孔子的名下的，只有批判了孔子，才能完成对历史的否定、对现实的肯定。所以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时说，“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
五四运动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完成对封建专制、对八股取士的否定，推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298那个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更是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299。
“文革”的时候，为了表达与一切旧文化的割裂，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300
当然，后世否定孔子最著名的不是章太炎，不是吴虞，也不是红卫兵谭厚兰，而是洪秀全。
1837年，在第三次考秀才落榜后，“精神上受了不少折磨”的洪秀全“死去七日”。昏迷中魂游高天，见到“天父上主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同时还见到两个人，周文王和孔子，“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天父上帝“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怒斥孔子：“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尔后，连洪秀全与耶穌也一同指责他，“众天使亦尽归咎他”。“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洪秀全）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301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最著名的“丁酉异梦”。上帝的二儿子洪秀全通过梦境描述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为推广他的拜上帝教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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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孔家店
  
理论上的颠覆，更需要现实的批判强化，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这些事，我们在第二章时已经讲过了。
<b>把孔子变成敲门砖</b>
鲁迅在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说得很透彻：“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康有为要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样要把孔子当作“敲门砖”来用。但是他把孔子当敲门砖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学别人一样去考试，没有敲开通向帝师的大门，于是他就开始对孔子进行改造。
1891年，康有为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新学伪经考》302。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关于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著作。
相传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编订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除官方外，民间的《诗》、《书》等，一律毁弃。汉朝建立后，儒家重受重视，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当时有一个秦朝时的博士，叫伏生，记得《尚书》的内容，但已经90多岁了，“老不能行”，于是文帝便派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得到伏生口述的29篇文章，就是后来传世的《尚书》，称之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又从孔子故宅的夹壁中发现了孔子九世嫡孙孔鲋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藏起来的用古代蝌蚪文写的《尚书》，比汉文帝时伏生口授、用隶书书写的《今文尚书》多了16篇，共45篇，故称《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在书写文字、篇幅、内容上都不同，由此，爆发了今古文之争。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处于官学的正统地位。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后来他帮助王莽建立新朝，被封为国师，在权力的作用下，古文经学地位也青云直上。汉以后是三国混战，因战乱，《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又都遗失了。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出一部《古文尚书》，共58篇。之后，这部《古文尚书》就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依据，也是宋儒学所尊奉的经典，一千多年来，读书人都把“古文经”奉为正统。
康有为认为，“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303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正是由于孔子圣道被颠覆，六经被篡改，受其影响的人被蒙在鼓里，社会才出现混乱，人心大坏，统治者骄奢淫逸，皇帝放纵无度，权臣横行无忌，置中国陷入危机于不顾，这就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主要思想。
1897年，康有为又着手写了《孔子改制考》，全书共21卷，约34万字，由陈千秋、梁启超、韩文举、梁朝杰等十余名学生协助编成。长期以来，孔子被认为是信古、好古的，“言必称三代”，而康有为却认为，孔子并非守旧者，而是托古改制的先驱，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304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因其雷人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各省纷纷翻印。1894年夏历七月，有人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305。8月，朝廷发出上谕，命两广总督李翰章查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离经叛道，李翰章派知县李滋然办理这件事。
对梁启超十分欣赏的李滋然写了一份措辞极为巧妙，用意可进可退的审查报告：“此书大旨以尊崇孔子，攻诘刘歆增窜六经为主，自命为两千年来未有之卓识。全书援据之博，雠校之精，深思锐入，洵可称艰苦卓绝。但自信过深，偏见遂执，有不合己意者，则妄加窜改。有不便窜改者，反诬为古人窜入。深文剖击，不遗余力，岂足为定论乎？……其立论虽主底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叛道，则全书并无实证。”306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是两部纯学术著作呢？显然不是。梁启超自己也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07
“万不可通者”，为什么康有为“必力持之”？写作过程中为什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康有为本身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来写，它只是一个读书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借学术而致政治。通过证明孔子亲自作“六经”都是为了“托古改制”，从而表明自己维新只是继承孔子衣钵，而不是离经叛道的造反者。另外，通过狐假虎威，也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顽固派。
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说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308，然而比较一下康有为自身所为，则不能不被人认为是“夫子自道”。
无论如何，康有为的这两本书，除有抄袭之争议外，还有许多学术之外的道道的，也难怪翁同龢在看了《孔子改制考》后，说康有为“居心叵测”309。
整个一节，我们都在说孔子，然而孔子代表的却不仅仅是孔子，而是整个死人群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敬老崇古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总是拿死人来打压活人，而被打击者要反抗，也总是拿死人的话去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好像只有从“古人云”那里才能找到行为的依据和底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亚瑟·亨·史密斯称之为“因循守旧”，这种思维方式是普遍存在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性格特征之一。
司马光说：“祖宗之法不能变。”310
保守派说：“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
祖宗是什么？工具而已。正如吴淞铁路征地时的“风水”，仅仅是“乡民妇女”争取更多赔偿费的借口，钱到位了，也就“欣然从事”了。对于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了。
用死人的做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只有狐假虎威之嫌，而无任何实质上的逻辑关系，然而这已经成为中国人证明自己、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忘记了，这种论证方式仅仅是“看起来很有道理”。

老大的权力
国家是谁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主权在民”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去讨论的价值判断，人们只是去反思我们的现实行为是否符合这一价值判断。
与现代一样，中国古代也很少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只是这一价值判断的回答是另外一种：国家是君主的。
《诗经》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部分。
未央宫建成以后，刘邦在未央宫宴请诸侯王和所有大臣。吃饭的时候刘邦十分得意，对他爹讲了一番话，非常有名，是这样说的，“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311意思是说，当初你总觉得我不如我二哥能置产业，现在你看看，我的产业和我二哥的产业比一比，到底谁的家产多？在皇帝那里，国家就是自己的私产，任何一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并不总是光明正大地说。
把国家当作私产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当然对拥有者来说也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这种国家的私有化，需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现实权力，以保证这一私产的真实存在。
这就是中央集权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人类首领，我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丝毫不具有强制权力”，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酋邦，被我们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最后一种社会存在形式，而这时候酋长的权力则“支配着一切最主要的领域，对臣民有着生杀之权，可以抢走他们的财物，甚至能够做出死刑判决。”312
尧舜禹时期是儒家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考古学中所称的部落联盟时期，而此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已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语·鲁语》中记载，“昔禹致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可以因开会迟到而杀掉一个氏族的首领，无论其本意如何，都说明了禹的权力之大。
夏后启是通过“僭取”的方式获得部落联盟的最高权位的，虽然一开始受到了各种挑战，但是随着有扈氏的失败和夷羿与寒浞的灭亡，不仅使夏后启开创的“家天下”的世袭制受住了考验，而且也进一步使夏朝的王权得到加强。
夏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王权与神权紧密地结合起来，君后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执行“天”的安排。夏后启在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地之时，把本来是保卫自己君后之位的斗争，说成是“今予惟恭行天之罚”313。夏朝的军事政治重大决策都由夏后本人亲自制定，虽然他也召集“六卿”议事，但是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起到任何的监督制约作用。如遇重大问题拿不定主意时则通过卜筮来解决，因此专设有卜筮之官。
君是否代表了天的意志，现在我们认为是胡说的，是统治者为强化统治而骗人的一套把戏。但是历史地看待问题，他们的确是把这一套骗人的把戏当成真理去信仰的，不仅要求别人，甚至自己也深信不疑。夏朝的末代君后桀“淫虐有才”，倒行逆施，滥施征伐，宠幸妺喜，重用佞臣赵梁。伊尹劝谏，不听，归商汤；关龙逄“引皇图而谏”，被杀死；终古哭谏，夏桀“暴乱愈甚”，终古终于“出奔如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桀说，“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314。终于导致“诸侯叛桀”，为商汤取代。
商汤灭夏建国后，大力充实和完善国家机器，用以巩固新的国家政权。比夏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商朝更加强调“以神道设教”，把自己与神密切地联系起来。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商族的始祖契是他妈简狄吞了玄鸟蛋而怀孕生下来的，而这个玄鸟蛋，是上天下令让玄鸟给简狄送来的，这样契就与天神结合起来了，其子孙当然也都有了与上天直接相交往的本事，可以通天。他们在人间的统治，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执行天神的旨意。汤伐桀时，打的旗号就是“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315为了完成与神的交接，后世商王都用龟和骨作为法器，以致事无巨细，所以商王朝的占卜是比较发达的。
与神权相结合使商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是对所有官吏及诸侯国君长的任免权；二是对一切行政事务的最后决断权；三是对所有臣僚的监察权；四是对军队拥有最高统帅、指挥权；五是对臣民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在商朝，商王的讲话就是法律，正如《尚书·盘庚》所说，“予制乃短长之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用现在的话说，“想灭谁灭谁”。
周朝是个王权相对较弱的时代，王权的衰落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对神权的否定与“德治”的提出。商王的统治是建立在与神权的紧密结合之上的，为了打出反商的旗号，周公强调，“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316明确指出，殷朝的灭亡是因为“不敬德”。武王伐纣，周朝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朝“以德配天”。在周公那里，天、王、民成为一种三角关系，王命取决于天命，但天意取决于民意。这就使得毫无限制的商王权力，变成了一个受命于天，又受制于天的周王权，如何才能“祈天永命”，只有“用德祈天”，“敬德保民”。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民权的第一次提升。
周王权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分封制的建立。周朝建国之后，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具体分封数量不确定，《荀子·儒效》中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在周朝，各诸侯国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周天子分封给他们的领土，可以世袭，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同，并且还有自己的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军队不在自己手里，那么周王主要靠什么完成对诸侯的制约呢？礼。
分封出去的诸侯多了，就造成了周天子自己的疆域缩减，而各诸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更使得周天子号令的影响力大为减弱，最后导致诸侯坐大，中央权威衰落，局面失控。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但是到了东周，随着周王室权威下降，很多诸侯都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了。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充分体现了这一周王室中央权威衰落的过程。
自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再也无法控制诸侯国，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东周中央政权衰落的程度。
一是周郑交质。周幽王之子，东周第一代王周平王（约前781—前720年）为避犬戎，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东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在这个过程之中，郑武公立有大功，被封为周朝卿士。郑武公死后，郑庄公继位，仍为周卿士。周平王为了防止郑庄公独揽朝政，就想分政给虢公，以保持权力的平衡。郑庄公生气了，“郑伯怨王”，周平王矢口否认也不行。问题严重了，周平王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于是做了个举动，交换人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317。中央政权在自己的人事安排方面，竟然如此无自主权，还与郑庄公采用了平等的“二国”之间的办法，中央王权的衰落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是周郑交恶。是接着第一件的。周平王死后，人质姬狐回朝继位，然而不幸的是，姬狐回朝后就病死了，于是其子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郑庄公在朝廷上继续以卿士身份专权。姬林不甘心受郑庄公的控制，就把他撵走了。郑庄公回国后，便开始寻衅滋事，“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318，不久，郑庄公又假借天子之命，出兵攻伐宋国。姬林大怒，干脆免了他卿士的头衔。郑庄公也不示弱，一连五年不去洛邑朝见。姬林实在忍耐不住，不顾臣下劝阻，亲自统领军队去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也点起兵马迎战。结果是王师大败，周桓王在撤退时被郑国大夫祝聃一箭正中肩膀。事后，郑庄公假意派臣下去向姬林赔罪，姬林只好借此下台阶，宣布免郑庄公之罪。长葛之战使姬林威风扫地，打掉了周天子“受命于天、辅有四方”的牌子，从此，诸侯越来越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了。
周朝是靠礼建国的，但是到春秋后期，随着王权衰落，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伴随着一些贵族势力的不断增长，他们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鲁国的卿家贵族季孙氏，三桓之首，就曾“八佾舞于庭”319，所以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20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与周王朝软弱的“封建”体制让各派思想家们在国家管理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那就是大一统。《管子·兵法》中强调“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墨家则从国家存亡的角度强调大一统的重要性，墨子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321而儒家思想则更直白的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322提倡性恶论的荀子更是认为，“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自古至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323法家的代表韩非子说得更明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24甚至以“无为而治”著称的道家也强调“大一统”，庄子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325
长期的分裂终于迎来国家的统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废除封建制，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等政府机构，在地方则实行郡县制，完成了由中国古代封建贵族统治到“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转变。
大一统的国家存在形式需要高度的中央集权去完成，而这一中央集权在秦朝就完成了他的雏形：在行政方面，“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326，要求绝对统帅和指挥自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所有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完全根据他的意志和指令办事；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方面，皇帝的指示优于一切现行的法典法令，遇有抵触，一律以皇帝指示为准；在财政方面，皇帝认为，全国的人口、土地都是自己的私有物，掌有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全部支配决定之权；在军事方面，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通过权力分割等方式完成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和最高指挥权。秦朝政治体制的设立，奠定了中国后世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历代王朝，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把皇权神圣化外，还不断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为避免分权或“僭取”做出种种努力。
汉高祖刘邦在夺取政权后，大肆屠杀异姓王，如燕王臧荼、楚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等等，通过对异性王的打击，巩固刘姓政权。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罢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禁军职务；实行“更戍法”，让将士经常“易置”和“调换”，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327的目的；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凡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设转运使负责各地税收，使节度使和地方官吏无权过问地方财政。
明朝“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正式昭告群臣和天下：废丞相，革中书省，权分六部，而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因此，胡惟庸成为中国最后一任丞相。
靠朋党起家的雍正帝，深知朋党对皇权的威胁，为强化皇权，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其后职权愈来愈大，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干脆废止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变成只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虽然它行使了国家最高权力，但是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职，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人选都是由皇帝特选，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这就使得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因此，人们也说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因为“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328的只能是皇帝，所以乾隆说，“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恩泽也”。329
皇帝拥有超现实的，不受任何干预和制约的权力，它是绝对的、无限的、无所不能的和无所不包的，可以控制整个帝国的一切财产和生命。但是皇权的实施和维护不可能靠皇帝一个人来完成，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很大的，西汉时大约有13万余人，东汉时大约15.2万人，清道光时期，全国文官数字（县令以上）是11316人。这一庞大的数字我们通常把他们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统称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与皇帝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只是皇权的附庸，产生于皇权，依附于皇权，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330的人身依附和雇佣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据与皇权的远近及衍生秩序构成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
因此，在君臣关系上，古代中国历来强调“君命无二”331，“事君不贰是谓臣”332，在君命与生命发生矛盾的情况下，要求臣“死君命”。所以说中国的官吏，并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事君之臣”333。到清时则更为严重，直接以奴才自称，并且只有满族官员才有资格这样自称，汉族官员还不配。
虽然一切官僚权力都是由皇权衍生的，依附于皇权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总有特殊情况，当皇帝能力偏弱时，个别官僚权力就会膨胀，异化为超越于皇权的权力。
如汉朝霍光。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公元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死前立刘弗陵为太子，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于是“政事一决于光”334。另两位辅命大臣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不服，与燕王刘旦密谋政变，被霍光粉碎。此后，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纷纷担任要职。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年仅21岁，因为他没有儿子，需从汉武帝其他子孙里挑选。斟酌之后，霍光等决定拥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位。之后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纨绔子弟刘贺喜出望外，在进京途中就开始胡作非为，这让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问题很严重。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二十七天，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历数了刘贺在位二十七天里干的1127件荒唐事，奏明当时主持汉室的15岁的上官太后（霍光的外孙女），即日，废掉刘贺（史称汉废帝），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国不可一日无君”，还得从汉武帝的子孙里挑一个，于是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刘病已335挑了出来，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并得到宣帝的很多赏赐。
再如明朝张居正。1564年，40岁的张居正被首辅徐阶推荐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336。1566年，嘉靖帝朱厚熜崩，裕王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明穆宗。1568年，朱翊钧被立为太子，张居正为太子太傅，从此，“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337。沉湎酒色，纵欲过度的明穆宗在位六年，36岁就死了，1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48岁的张居正借助冯保的力量赶走了高拱，把持一切军政大权十年。由于朱翊钧年幼，帝师张居正对其严加管教，对皇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尤其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不同意，说，“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338为了“节用爱民”，他还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最后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都被废除了，更过分的是还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也改到了白天，说是为了“节省灯烛”。专权自负的张居正不仅左右朝政，而且左右皇权，导致淳朴善良而又“教帝颇严”的慈圣皇太后在教育年幼的明神宗时，就经常拿张居正来吓唬他。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能推行下去，跟他的专权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朝的慈禧同样是这样一个权力异化的人物。1852年（咸丰二年），18岁的叶赫那拉杏贞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成为咸丰皇帝的“小妾”（维新派是这么称呼她的）。
1856年，慈禧21岁时，生皇长子载淳，当日晋懿妃，第二年晋懿贵妃。
1861年，慈禧27岁时，天天忙于听戏和纵欲的咸丰皇帝驾崩，6岁的皇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皇帝，叶赫那拉杏贞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九月，在恭亲王奕䜣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慈安皇太后钮祜禄氏、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垂帘听政。
1862年，慈禧28岁时，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1874年，慈禧40岁时，“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的同治皇帝染“淫毒”驾崩，时年19岁，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4岁的载湉339继位，即光绪皇帝。
1881年，慈禧47岁时，慈安皇太后钮钴禄氏病逝，慈禧专权。
1888年，慈禧54岁时，大婚后的光绪帝亲政，慈禧“训政”，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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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后妃们，右一为隆裕皇后，左一为瑾妃
  
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原以为中国必胜，所以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也主战。因有战事，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移作军费，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341后来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不得不于八月二十六日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342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343，第二天，慈禧死。“天颜戚戚，常若不悦”的光绪终年38岁，而慈禧却活了74岁。据说，慈禧死前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34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通常的情况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无法超越的，当然这种权力是法理上的，是逻辑上的，而不是必然的，在皇帝个人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中国会产生出超越于皇权之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没有准确的定位，不是固定在某一个职位上，而是因时、因事、因人而变动。但是，一旦这某一异化的权力左右着皇权，它就成为中国的老大，替代皇权行使一切权力。当然这一超越皇权之上的权力，是比较脆弱的，一切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这一权力的消失，最终权力归于皇帝。
大一统而皇权至上的中国，任何一项改革，必须得到一号人物的支持。无论是吴起、商鞅或是王安石，所有政治家的政治主张没有一号人物的同意都是不可能影响到现实社会的，除非自己成为一号人物，如张居正。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了，跟没有得到中国一号人物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1898年，28岁的光绪皇帝名义上亲政十年了，但是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当然这一现实状况维新派也认识到了，本想借助袁世凯囚禁慈禧，改变这一态势，却被袁世凯出卖了，害得光绪自己从此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整十年。
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一心为国的光绪斗不过先己后国的慈禧，维新派也只有认栽的份。假如当初维新派采取翁同龢提出的“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历史可能会重新改写，可惜康有为毫不犹豫地把慈禧提推到了对立面，只重视自身权力得失的慈禧也就理所当然地站过去了。历史没有“如果”，一切都是必然。
任何一种政治理想，要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取得最高权力所有者的认可，二是推翻反对的最高权力所有者，新立支持的最高权力所有者，或者干脆使自己成为最高的权力所有者。
在这之前，夹好尾巴，悄悄地积蓄力量，比如王莽。

改革者的下场
历史的发展，不是体现在朝代的变化，而是体现在制度的变化，从秦到清，虽不断变化名称，但是我们都称之为封建社会，就是因为制度上没有本质的变化。而制度的变化，是需要通过不断地改革完成的。我们经常说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事实上，革命只实现了政权的转移，而真正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还是靠制度改革。
韩愈有首《赠张籍》，其中两句：“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我觉得用这两句诗来表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条直线走下去的。理想总是很美好的，但是现实的发展却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历史发展的步伐不得不踉跄着越过各种门槛。
从中国历代的改革家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这种真正踉跄的姿态。中国的改革家很多，我们可以选几个重要的总结一下。
<b>1.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b>
商鞅，战国时没落贵族的后裔，卫国人，从小就“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他见卫国势弱，就跑到魏国，“求事于魏相国公叔痤”，并做了公叔痤的家臣，很受重用。
不久，公叔痤病重，死前告诉魏惠王，“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345魏惠王没太在意，既没用他也没杀他。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30岁的商鞅应召入秦，进献富国强兵之策。
公元前359年，商鞅被封为左庶长346。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一）颁布严厉的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增加肉刑、大辟、凿颠、抽肋、镬烹等刑罚。太子驷犯法，商鞅公正执法，处罚了老师公子虔。公元前346年，公子虔又犯了其他法，遭劓刑。（二）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爵位高的还可以“税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赎罪。除国君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能享受贵族特权。（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四）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这一点为以后郡县制的创建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一）“开阡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二）普遍推行县制，“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347
前340年，商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商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商鞅就请公子昂和谈，毫无防备之心的公子昂如约而至，可是商鞅却在会谈后生擒了公子昂，并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348
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至边关，要住客栈，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想逃往魏国，魏国人又因商鞅曾背信弃义打败魏国，也不愿收留。走投无路的商鞅回到他的封地——商邑，秦国发兵讨伐，“杀商鞅于郑国黾池”。死后，商鞅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并灭族。
<b>2.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b>
王莽，祖父王禁，是个嗜酒好色的小吏，因妻妾众多而有八子四女，王莽父亲王曼，行二，早死。
王氏家族的兴起，皆因二姐王政君。公元前53年，18岁的王政君应选入宫。那时太子刘奭的爱妃司马氏刚死，心情忧郁，无心选妃，情势所迫，随手一指，相貌平平的王政君就成了太子妃。更幸运的是侍宿一夜竟然怀孕了，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刘骜。
公元前49年，皇太子刘奭即位，史称汉元帝，王政君升级为皇后，岳父王禁被封为阳平侯。
公元前42年，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349。
公元前33年，刘骜即位，皇后王政君升格为皇太后，王氏家族再一次发达。成帝即位后第一件事是加封舅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此后，成帝又照太后的意思，于一天内，同时封太后的其余五个弟弟（王崇已先受封，王曼早死）为侯。
据说王莽相貌极丑350，再加上其父亲王曼早死而未被封侯，所以他在王氏家庭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但年轻的王莽内外兼修，对内孝敬寡居的母亲，照顾兄长的遗孀，耐心教育顽皮的侄子，对外则结交一些英俊的朋友，又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为师。攻读经书孜孜不倦，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尤其是侍奉执掌大权的伯父、叔父们，更是小心翼翼。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王莽从不跟堂兄弟们去寻欢作乐，而是洁身自好，表现得谦恭谨俭、温文尔雅，处处表现出一个年轻儒者的风范，由此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公元前22年，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王凤病倒了，“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351于是王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因其从不以自己为尊，清廉俭朴，致使朝野一片称赞，因而仕途也一帆风顺。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出任大司马。
公元前7年，汉成帝驾崩，刘欣即位，是为哀帝。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只得卸职隐居于封地新都，闭门不出。
公元前1年，汉哀帝又去世了，王政君重新掌权，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及禁军。其后，拥立9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被看作是“周公在世”。
公元6年2月4日，汉平帝刘衎病死。立年仅2岁的刘婴（孺子婴）为皇太子，王莽暂代天子朝政，称“摄皇帝”或“假皇帝”。
公元8年，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宣布推行新政，实行全面的改革，史称“王莽改制”。
他的改制是大幅度的。
在政治上，根据儒家经典，将一大批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如更大司农名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等；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352。
在经济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实行井田制，什一而税；称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张五均”353，“开赊贷”354，“设六筦”355，向取利于名山大泽的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卜、樵夫、渔民、猎户及商贩征收山泽税；
在对外关系上，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
另外，王莽还在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计时工具）、建筑、历法、度量衡、车辆制作的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改革，甚至还改了许多地名。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商人杜吴杀死了王莽，“取其绶而不知取其玺”，校尉公宾就“斩莽首”，尸体则被争夺的士兵肢解了。几天后，“悬莽首于宛城市”356，当地“百姓”纷纷拿石头砸，据说还有人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吃了。后来，王莽的头骨被处理了，刷了油漆，收藏到皇宫武库里，并且一直收藏了二百七十多年。
<b>3.王安石（1021年—1086年）</b>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了较好的教育，成年后仕途顺利。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1058年，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年王安石写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以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
1067年，20岁的宋神宗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所以即位后就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
1069年2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主持变法。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357等新法。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坚持“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358，得罪了不少人。
1073年，蝗虫成灾，继又大旱。1074年3月，京城安上门的监门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写了一篇《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说大旱皆因王安石变法，称：“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359。“神宗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360。第二天，青苗、免役法“暂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罢除，共采取了十八条措施。
三天后，大雨瓢泼，“远近沾洽”361！这让宋神宗大受刺激。
1074年4月，“众疑群谤”之中的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再任江宁知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1075年2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但难有作为。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1085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全部精力为实现富国强兵的宋神宗病死了，年仅37岁。哲宗（赵煦）即位，任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
1086年5月21日，66岁的王安石也在南京病逝了。
<b>4.张居正（1525年—1582年）</b>
张居正，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炼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比梁启超要早一年），23岁中进士，42岁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48岁任内阁首辅，辅助10岁的小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自命摄政”的张居正针对当时的五大积弊，进行了全面改革。（一）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严格奖罚，唯贤是用，坚决裁减冗员；（二）清查全国土地，推行了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362（三）派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
经过张居正十年艰苦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363。但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下级官员对其参劾不断364。
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病死，年58，谥文忠。遵其遗嘱，千里迢迢，发丧回乡，归葬荆州故土。
1583年，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四月，查抄家产，“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365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一生为改革弊政呕心沥血的张居正，被免开棺鞭尸的命运，但是坟包原来高三丈，遵皇上的旨意，也削去了两丈。
直到1622年才由木匠皇帝朱由校恢复其名誉。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体现着历史的反复。
有两个规律性的东西，第一，改革是被动的，任何改革都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没有社会矛盾，改革无从谈起，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公元前361年的诸侯割据时期，仅有21岁的秦孝公正式登基。这时，秦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366，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目的就是改变“卑秦”的状态。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上层贵族“多畜奴婢，田宅无限”367，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各地起义不断。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掌权后的王莽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又因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另外，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同时又由于宋朝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导致宋朝军事衰落，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低下，西夏和辽国多次挑起战争，宋军连年战败。正是在“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368的情况下，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张居正的改革同样是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进行的，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大规模的徭役征发，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地起义不断；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张居正总结当时存在的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369
百日维新同样也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军事上，八旗军军纪败坏、营务废弛、兵制紊乱，几十万大清军队抵挡不住几万甚至几千西方军队的攻击；政治上，吏治败坏，上行下效，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世风日下，腐败现象不断漫延；外交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外国列强以军事侵略为前奏，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财富，使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割地、赔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年轻的光绪皇帝萌发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宏大志向，也正是在不得不批准《马关条约》的无奈与无助下，写下了“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的话。370民族危机激发了光绪帝的爱国热情，大量的“上书”又助推了他变法的决心，“不甘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而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更是在国贫民弱的状况下开始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71，邓小平强调，“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72。
第二，任何改革都有巨大的阻力。革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的，而改革则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而这个再分配的过程，必然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这种利益包括现实的利益，但更主要的是预期的利益。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力度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的程度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越是大力度的改革，越是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是更多的反对者和更强烈的反抗。
商鞅之法太过刻薄寡恩，太子有错，其老师公子虔受罚，后又受劓刑，导致秦孝公死后，立即告商鞅谋反；酷刑与连坐之法，使得所有民众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以至商鞅逃亡至边关时，店家因害怕“连坐”都不敢留宿；设军功爵制度，“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使贵族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造成“宗室贵戚多怨”。商鞅变法十年，虽然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商鞅面临的处境正如赵良所言：“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73也就是说，商鞅的变法，惠于国家，但得罪了天下人，使得人人自危，包括他自己。
王莽在他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天下无人不支持他，而在他政治生涯的后半段，天下无人不反对他。反对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改制把天下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人均百亩，多出让与”的条款，毫无悬念地将豪强地主驱赶到了新王朝的对立面；而翻来覆去的币制改革，让“商旅穷窘，号泣市道”；山泽税的收取更是使“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374于是公元9年起，或由刘氏宗族率领，或下层普通百姓自发的小股起义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发展到最后，天下大乱，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敢作敢为的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375的大无畏态度矢志改革，虽然其一意为实现国富民强，但其变法最终被废除，其所遇阻力除了因其变法使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外，更重要的是用人不当，问题处理不当，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王安石对所用人员无原则的纵容使得变法的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导致当时许多“贤良大臣”的一致反对，如前宰相韩琦、前宰相富弼、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还有苏轼兄弟，这些人几乎都是宋史上的一代名臣，不能一概地以守旧分子定性。
“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的张居正，施行考成法，严格官吏考核，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汰冗员二三”，对地方官员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万历四年一年里，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376考成法的实施使“府库充实”，但得罪的是习于懈怠的各级官员和拖欠税粮户的主们，而他们却是社会上的强势阶层，无论在资源的占有方面，还是话语权的控制方面，都是一般民众所无法比拟的。
光绪帝的改革之所以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同样是因为改革冲击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急于求成的心态，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阻力，从控制军政实权的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例如：“许天下人上书”，打乱了森严的封建秩序和少数人的特权，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礼部主事王照要上书，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等六堂官都不为他代递；开制度局，“撰仪制官职诸规则”，又必将削弱以至取代总理衙门、军机处的权力，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当然也不同意，于是暗中对抗；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起初表示同意变法，但她害怕变法会侵害她的权力，于是想方设法控制变法，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四天里，强迫光绪帝做了三件事情：（一）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务，驱逐回籍；（二）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荣禄暂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又后任命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行走和总理衙门行走。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改革，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既要破旧，又要立新，是利益分配的再次调整，必然会触动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进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乃至仇恨。改革家们所得罪的人，全是手中掌握着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阶层，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能量。以匡正天下、革除积弊、救国安民为己任的改革家们真正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靠的不是道德的力量，靠的不是真理，靠的不是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实力，是强大的权力后盾。因此，改革就是谈判，就是博弈，就是力量的暗中较量。我们现在常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要成功，一定要形成力量上的优势，当然，这种力量不仅仅是权势，不仅仅是人数。
在封建专制集权下的中国，最高权力所有者的支持成为这一力量对比中的关键筹码，商鞅落得“五马分尸”，王安石在郁郁寡欢中逝世，张居正祸及子孙，他们的改革虽然都实现了富国强兵，但是最终因最高权力所有者的变化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代中国，民主观念、平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改革之成功，必须要取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这才是现代社会力量对比中的关键筹码。当然，权势阶层、既得利益者，永远都有，并且每个个体的能量是不对等的，这一点，傻瓜都知道。

第五章 自己打倒自己的国民党
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胡锦涛

短命的国民政府
黄炎培，教育家，现代人了解他一般都是因为他跟毛泽东的一段谈话。他1878年10月1日生于上海，1899年22岁时，以松江府第一名的好成绩成为秀才。1902年25岁时又中江南乡试举人。返乡后致力于教育，终其一生，曾到英、美、日等多国考察，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同盟，1945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1938年3月，中共提议成立国民参政机关，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遴选”出来的第一届参政员200名，大多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参政员只有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1941年皖南事变后，董必武等人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会议。1945年7月，又到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的时候，中共为抗议国民党一党专政，拒不参加。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7人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参观考察”。
7月1号，除王云五377外，其余6人从重庆飞抵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的隆重欢迎，在延安待了三天。
在这3天里，黄炎培和毛泽东有个后世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他的原话大致是这样的：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378
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认识，的确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一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被这一历史的周期律笼罩着，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像秦始皇一样希望“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379，但这仅限于美好的希望而已。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被分割成若干个长短不一的朝代，但总体来讲与黄炎培的概括大差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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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左）在延安机场
  
细数一下中国朝代更替：
夏朝（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共传14代，17后，约471年。
商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前后相传17世31王，约555年。380
周朝（约公元前1046-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共计存在约为791年。
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共传3帝，享国14年。
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共历400多年，24位帝王。其中王莽篡位15年。
晋朝（公元265-420年），共传15帝，总历时156年。
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动荡时期，170年历史共分四个朝代：
宋（420-479年），历4代8帝，共60年。
齐（479-502年），历3代7帝，只24年。
梁（502-557年），历3代4帝，历56年。
陈（557-589年），历3代5帝，凡33年。
隋朝（公元581-618年），传2代，共38年。
唐朝（公元618-907年），20位皇帝，共历289年。
宋朝（公元960-1279年），18位皇帝，共计320年。
元朝（公元1271-1368年），历11帝，共98年。
明朝（公元1368-1644年），历12世、16位皇帝，共276年。
清朝（公元1636-1911年），共历12帝，统治全国276年。
清朝之后，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色彩斑斓”的时候，比战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十六年时间，能数得着的，打了近600场仗，换了15任总统（总理）。按张鸣的说法，“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381这连一个朝代都不算，过渡时期罢了。
北洋政府之后，就是国民政府了，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虽然成立是在1925年，但是统一全国却是在1928年，“转退”台湾是1949年，统治中国大陆总共二十二年。与以前的政府不同，这不是一个君主专制政府，而是一个一党专制政府，他们称之为“党国”，带有很多现代民主的形式，但是保留着很多封建时代的遗迹，擦也擦不掉。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相对比较短的朝代，除武则天的“周”和王莽的“新”不算，第一个是秦朝，第二个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虽然时间上比秦朝稍长，但是秦朝所比不上的是，秦历三世而亡，而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只蒋介石一任，或者只能说是半任，后来跑到台湾又干了二十六年。如果按《孟子》关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判断，中华民国显然比秦朝要显得差劲。
中华民国的建立，孙中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西方历史的发展中，有两组人出奇地相似，不知道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亦或是现代人的附会。
第一组：孔子与柏拉图。1.年代相当：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2.形象相似：柏拉图，“自幼身体强壮，胸宽肩阔”，“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臂力过人，酒量超凡；3.经历相似：早期都致力于政治，后曾外出游历，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遭遇都不好，孔子“遑遑如丧家之犬”差点饿死，柏拉图都被人当奴隶卖了。最后都回归故里，以讲学著称于世，并卓有成效，孔子有弟子贤七十二人，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4.在中西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同：都是继往开来的思想大家，对后世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组就是列宁与孙中山。1.年代相当：孙中山，1866年—1925年，列宁，1870年—1924年，都是因病去世；2.身材相似：个都不高，但擅长演讲，动员能力比较强；3.经历相似：一生中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革命；4.历史地位相似：一个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一个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如果说康有为是一个业余的造反者的话，那么孙中山就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这种革命的觉悟是因为小时候听多了太平天国故事的影响，还是受三合会（反清的黑社会组织）郑士良的影响，不得而知。反正在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受到打击，失望之余382，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年11月，他从上海跑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凭三寸不烂之舌，宣传革命，游说组织亲朋好友捐资支持革命，并从此开始了他在外国不断地筹钱到大陆策动起义的屡败屡战的历程。
进入新世纪，各地革命风潮风起云涌，各种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1904年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蔡元培、陶成章383等在上海组织了光复会，以暗杀为手段。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创办《民报》，开始提出“三民主义”。
1911年，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无筹划、无领导的辛亥革命造成了革命发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的孙中山正在美国一家中餐馆里当“企台”（端盘子），本不以为然，后收到黄兴要求他回国的电报，说他可能要当总统。喜出望外的孙中山于12月下旬回国，随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光荣的革命工作做了才一个多月，就按约定让位给了袁世凯。为了制约袁世凯，1912年8月，同盟会与其他4个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想通过“议会道路”实现“革命理想”。就在国民党在国会中取得占压倒性多数席位的重要关头，准备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被暗杀了。于是孙中山就游说南方各省起兵反袁，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黄兴宣布江苏独立，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广东陈炯明也宣布独立，这就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二次革命”。但仅用一个多月，就被袁世凯的部队镇压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相继逃亡日本。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民党四分五裂。
1914年7月，被通缉的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成立中华革命党，把武装讨袁放在首位。自1914年7月至1915年12月，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40多次。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出兵讨袁，其他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到了6月份，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就给郁闷死了。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又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挖人，筹钱，跟各国谈判，还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1918年4月，孙中山被唐继尧挤跑。1920年8月，陈炯明率军返粤讨桂，驱逐了唐继尧。11月，孙中山又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
在广州的这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加强了和共产党的联系，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开始改组国民党，欢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的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
看孙中山的革命经历，会感觉他具有一个现代保险推销员或直销员的优秀素质，擅长演说，功于动员，在接连不断的现实打击面前锲而不舍，屡败屡战。他是一个不成功的成功者，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共组织策划了十次起义，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武昌起义是成功了，但却跟他还没有太多的关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坐了没几天，就让位给袁世凯了，然后就是反袁世凯，反段祺瑞，打各个大大小小的军阀，可他自己手里没有军队，总是在动员别人，最后也没修成正果，所以死前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的领导人，继续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继续国共合作，准备北伐。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扫除军阀，统一全国”，1926年10月，占领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迁至武汉。1927年，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攻克了上海与南京，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的局面。4月，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清党”，7月，汪精卫在武汉“清党”。从此，国民党把共产党“打压”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1928年6月，革命军进入北京，国民政府在15日发表全国统一的宣言。12月29日，东北的奉系将领张学良通电南京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统一全国，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华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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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手迹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走上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阶段。9月9日，毛泽东又领导了秋收起义。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到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10万人，并开辟了13块革命根据地。
不断壮大的工农红军是“党国”所不能容忍的，从1930年11月到1932年5月，蒋介石共发动了四次围剿，均被红军打败，1933年5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经过一年奋战，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
艰苦的长征使红军力量再次经受重大损失。但是历时两年零五天，转战十四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却发挥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为红军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先后建立了十九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二千万，同时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由长征之后的3万多人，发展到1940年的50万，再到1946年的127万。即使如此，跟统治中国的国军还是没法比的，无论是从合法性、人员数量还是装备上。
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就地待命不得受降。而中国共产党并不理睬蒋介石的命令，命令所指挥的武装力量积极向日军进攻，收复失地，国共双方争夺胜利果实。同患难的兄弟，在对待即将到来的财富分配问题上是寸土必争的，冲突不断升级，1946年6月，终于爆发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384。
为这次战争，双方都是经过充分的准备的。当然，因为条件的限制，国民党的战争力量是共产党所无法企及的。1946年，国民党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36个军150个师，拥有炮兵、工兵、辎汽兵、战车兵等各军兵种，海军有8个炮艇队，129艘舰艇，飞机443架。385
而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总数才有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没有海、空军。而其所有的装备，步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轻迫击炮1559门，92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386
从武器弹药的供应能力上，双方也有很大差别：国民党有18家兵工厂，月产步枪约9000支，机枪1430挺，各种炮875门。而中共65家兵工厂，只能月产步枪1030支，机枪15挺，迫击炮仅2门，基本不能生产重武器。387
正是这种巨大的军事实力的落差，使得1946年的蒋介石信心百倍：“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388“一切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389声称要在“六个月内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390当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的陈诚也公开宣称：如果真的对共产党开战，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391
事实情况大家都知道，形势的发展，跟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1946年，解放军127万、国军430万，但是打了三年之后，解放军变成了400万，国军变成了220万。1950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550万人，而国民党的总兵力则剧降为60万人，只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分之一左右。
算一算时间，从统一全国到败退台湾，国民党统一全国才二十二年的时间，而在这二十二年里，它的鼎盛时期却是在1946年，也就是说走向鼎盛它用了十九年，而走向衰落，他只用了三年。事实正像李侃如所说“其崩溃之迅猛是他自己和共产党都始料未及的”，“从1949年中期开始，国民党军队败逃的速度成了中共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华南国民党军队败逃的速度往往使共产党军队难以赶上”。392
短短三年的时间，国民党就完成了由盛而衰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更是一种彻底的失败，为什么？有人说主要是命不好，遇到了共产党，蒋介石遇到了克星毛泽东。
然而共产党是如何变成自己的克星的呢？这不是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吗？“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任何政权的衰落都是他自身的原因所导致的。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与军方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全中国，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自己崩溃。”393李侃如也说：“但归根到底，国民党在大陆的垮台主要是因自身不成器。”394
痛定思痛，蒋介石跑到台湾之后，认真检讨了自己，终于认为“我们初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395并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张灵甫的悲剧
大多数人眼里张灵甫的形象，都是从1962年拍的电影《红日》中获得的，是典型的自负狂妄的反动军官形象。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字灵甫，1903年生，陕西长安人。父亲是一农民，靠勤俭持家致富。张钟麟幼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0岁入小学，18岁考入长安中学，好书法，被书法家于右任称为“奇才”。1923年，20岁的张钟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钟麟积极参与，深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加了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5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正好赶上北伐开始，张钟麟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二营当了一名排长。此后，屡立战功，其凶悍勇猛、骁勇善战的名声也一天比一天大，仅几年工夫就被提升为第一师独立旅第一团团长。
当团长的时候，身材高大容貌英俊的张钟麟娶了驻地的美女吴海兰。驻地换防，夫妻分居。因传言妻子不忠，在回老家探亲时枪杀了妻子吴海兰，埋到菜地里就回部队了。妹妹被杀，大舅哥开始了漫漫上访路。先是告到地方法院，未被受理，后来告到一军军部，也没了下文。在别人的指点下，又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委员会，将状子交到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手里，张学良不管，又转到了宋美龄手里。当时的宋美龄正积极于新生活运动，要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于是给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责令一军军长胡宗南把人押送南京受审。无奈之下，胡宗南要张钟麟自行去南京受审。只带了少许盘缠的张钟麟，走到半路就没钱了，于是靠卖字赚钱到南京，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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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
  
案子审完，张钟麟给判了十年徒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来军衔。张钟麟被好友王耀武要到了74军51师，后成为305团团长。为示洗心革面，张钟麟出狱后将自己原来的名与字对换了一下，从此他就名叫张灵甫，字钟麟，开始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八年。1937年，参加淞沪保卫战出发前，张灵甫给他哥哥留了一封绝笔家书：“此次对日之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难卜。家人当认我已死，绝勿似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国民革命军第74军在八年抗战中南征北战，打出了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等历次会战。多次负伤不肯下火线，腿被鬼子机枪扫断，才治了一个月就一瘸一瘸赶回前线，其部队被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恐怖军”。战功卓著的张灵甫连年获得晋升，由团长、旅长而师长、副军长，最后而至军长，被蒋介石称为“模范军人”。
1946年6月，第74军整编为陆军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驻扎在南京孝陵卫，被誉为天下第一师，张灵甫为中将师长兼任南京警备司令。内战爆发后，他率领整编74师“疯狂进攻”新四军和苏北、苏中解放区，淮阴之战、涟水之战后，一直攻到山东，最后攻到了他的“滑铁卢”——孟良崮。
1947年5月16日，华东野战军“全歼该顽于孟良崮，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七千余名外，其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396张灵甫战死前有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死时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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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遗书
  
其实在1947年5月份的时候，共产党军队还明显处于劣势，一直处于被国军的穷追猛打之中。为什么在国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74师，最终实现“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并不仅仅是“民心所向”或“料所不及”所能解释的。
张灵甫在死前发的一封电报似乎很能说明问题：“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397
74师之所以孤军深入，除了跟张灵甫自负好战个性、装备精良有关之外，还和83师为保存实力而违命后撤有密切关系。
蒋介石“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甚喜。”398准备将计就计，以74师顽强的战斗力、精良的装备及有利的地形，“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399
当时的华东战场上国军有45万兵力，而华东野战军只有27万兵力，而自负的张灵甫也相信，周边几十万国军，近则只有10来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孟良崮，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而凭74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他张灵甫在此坚守一天二天是不成问题的。局势双方都很明朗，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张灵甫守了三天，也没等到救援人员。
在接到掩护74师的命令后，李天霞的整编83师却只派了19旅57团下的一个连携带电台接近74师冒充是执行掩护的19旅。直到5月16日早上，蒋介石再次严令：“纵匪害国延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包括李天霞83师在内的各部队才不敢再保存实力，全力突破解放军防线，但为时已晚。战后，气坏了的蒋介石电令“汤恩伯撤职查办，李天霞就地枪决”。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李天霞被保释，并且还被授予三等云麾勋章，半年后又当了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泰靖扬指挥官。
1950年，蒋介石在反思自己失败的教训时说：“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400
然而国民党一盘散沙的局面，并不是后期才形成的，而是胎带的毛病，本质上的。
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武昌起义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分裂。有一些人并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更有人反对，到1912年中国同盟会已经四分五裂了。8月宋教仁又把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等联合起来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则更成一个大杂烩。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就认识到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严重不纯。在他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401。由于认为国民党已不能再领导革命继续前进，才成立中华革命党，为了避免人心涣散，还要求立誓并按手印。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为广泛吸收党员，放弃了按指模、宣誓效忠等有帮会色彩的条件，入党条件极宽，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但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只是大大小小不同军阀的松散联合体。按李侃如的说法就是“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军队只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盟友，而不愿直接效忠中央政府。”402军阀们归顺国民党，并不是因为坚定的三民主义信念，而是因为利益权衡之下的理性选择，受到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的吸引。而蒋介石也认识到这种联合的松散性，但是，形势的需要使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现实，于是他也只能把它看作一种“权宜之计”，所以说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基础是各自心怀鬼胎的。
刚统一中国不久的将介石就在1929年1月搞了一个编遣会议，要求军队裁员80万。当然这里涉及到裁哪些人的问题，对于各军阀来讲，这就是一个“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于是就开始了大小军阀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展开的讨蒋行动。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1929年5月，冯玉祥反蒋；1929年12月，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1930年5月，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联合反蒋。在围剿中央苏区之前，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内乱的过程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国民党仍然处在各系各派的勾心斗角之中。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央红军能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除了跟她顽强的意志和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部的这种勾心斗角、打击异己、保存实力的心理。中央政府想借机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铲除地方军阀，这种心思各省军阀都十分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地方军阀不仅害怕被红军消灭，更害怕被南京消灭，同时还想利用红军打击对手以扩大地盘，就是这种相互防备的矛盾心理给了红军无数的可乘之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准备转移，正在这时，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了“送客早走”积极派人和周恩来联络，在秘密谈判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10月9日密谈成功，10月10日晚上，红军主力就开始长征了，由于有了五项协议为基础，红军在“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中轻松突破了一、二、三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蒋介石电令桂系白崇禧集结主力于灌阳（广西桂林市下辖县）以北各关口，与湘军合力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历来与蒋不和的白崇禧自然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命令，当得知红军已进攻道县之后，明白红军必须要过境，于是借口南线兵力不足，于11月21日夜亲自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灌阳全县完全开放，致使65公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然而当时的红军最高军事领导人李德并没有明白“其中玄机”，从而错过良机，使得湘江之战成为长征中最惨烈的战斗，中央红军由原来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人，导致后来老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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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
  
1934年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贵州是王家烈当家，被称为“贵州王”。蒋介石认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因为“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403薛岳部队（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受蒋介石之令，404不管王家烈是否愿意，也不和红军恋战，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薛岳进城以后，不提追剿红军的事，倒是把王家烈的卫戍司令撤了，换成了郭思演，还搜集了“关于贵州行政紊乱和财政奇绌”的情况材料。就在薛岳坐镇贵阳与王家烈争权夺势之时，中央红军乘机在黔北休整了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405更重要的是还顺便还开了一个会，叫“遵义会议”。在贵州，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就是使王家烈变成了末代“贵州王”，后面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由于有了贵州的前车之鉴，1935年4月底，当红军进入云南时，“云南王”龙云除令孙渡406赶紧回师外，还令云南省内部队回守昆明，使得中央红军进至昆明北部寻甸、禄劝、元谋地区时，如入无人之境，活动了几天，消灭了一些地方团队，补充了一些所需的物资。5月1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到昆明督促龙云追剿红军，龙云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但婉言拒绝了薛岳中央军进驻昆明的要求。也正是因为龙云的这一些举动，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才趁机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在统治大陆的二十二年里，蒋介石一直试图消灭这种“派系观念”和“地域关系”，但是他基本上都是采用权谋的方式去解决的，正是这种解决理念，使他的治理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上，面和心不和，最终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中国发生了解放战争中最著名的淮海战役，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就在11月6日夜里，黄百韬跟南京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劻交心：“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不可能。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刘老总（总司令刘峙），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事实正如黄百韬所料，经过十天的战斗，解放军就全歼了其部队10万余人，黄百韬自杀。战后，剿总司令刘峙总结时列举了十三条失误，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二、各部队长官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后，总结其“非失败不可”的第一条原因就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的讲话与各项章程中，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方针与纲领，第一条就是“排除派系观念”，“打倒地域关系”。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清除了党内的反对势力，使国民党各级组织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内部的派系矛盾有所缓和”407。但这已经是在台湾的事情了。

“买来”的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革命的领导人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08同样这个结论，孙中山在1894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但是他们之间不同的是：毛泽东获得枪杆子是通过“夺”的方式，而孙中山获得枪杆子则是通过“买”的方式。
我们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仅从革命的方式来讲，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行为。从孙中山获得革命政权的过程到蒋介石巩固政权的过程，“钱”在这里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革命为什么要花钱？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用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革命花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武器装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需要枪支弹药来武装部队，而枪支弹药需要从外国商人那里购买。
第二，军饷。组织者可能是有理想有觉悟的，可以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招来的士兵却并没有这样的革命觉悟，事实上基本所有的士兵也仅把当兵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因此需要发给他们军饷，没军饷他们就可以不干，据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过“好些零碎的港币”。1901年10月2日的惠州起义，本没准备好，就是因为600名精壮拉起来了，但是军粮又“日渐匾缺”，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才贸然发动起义。
第三，抚恤金。这不仅仅具有人权意义，而且也是吸收战士、激励战士的一种手段。如后来同盟会就规定：凡交战受伤，以至残废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养赡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20岁。409
第四，活动经费。武侠小说里的侠客都是不会为吃饭而发愁的，但是现实中的革命者则必须要吃喝拉撒。大多数的革命者像孙中山一样都是职业的，没有其他来钱的路，所以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事实上，孙中山本人的生活也都来源于这种革命经费。
起义的花费是巨大的，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黄兴后来报告说，总共花费了18763元，张鸣说这“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月的军饷”。
起义的钱从哪里来？清政府不会拨款的，革命者本人是没钱的，于是只有找资本家要。
1894年，孙中山跑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从本质上说，这个机构关键性的任务只有一个——筹钱。兴中会的章程共十条，其中第八条是这样的：
八、款项宜筹也本会所理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各会友好义急公，自能惟力是视，集腋成裘，以助一臂。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似乎是在说康有为的）。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不看其他各条，如果我们仅从之一条来看，兴中会是一个经济团体还是一个政治团体，一目了然。这里有操作规范，有利润分成，有鼓动吆喝，跟现在的非法集资没有任何不同。在孙中山的漂亮广告之下，还是集到了13000元港币的款项，挖到了第一桶金。于是跑到广州组织了第一次起义，当然这一点钱还是不够的，“黄咏商变卖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余育之慨助军费万数千元”。410
从此，孙中山就开始了在国外筹钱，回国内发动起义的艰苦历程。每次在海外筹钱筹够了，就回国发动起义，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他一生也在为筹款而奋斗。
为了筹钱，孙中山使用了各种手段，尝尽了各种艰辛和冷遇。
1909年，接受容闳提出“募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在中国广东地区发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中国红龙计划”，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里和已退休的美国大银行家查理·布思签订协议：美国银行家货款350万美元（后改为1000万美元），具体由布思落实；同盟会支付年利率为15%，十年内还清本息并且在新政府里为美国财团商人腾出一部分重要岗位等。后来布思做了种种努力，可是美国财团还是觉得这种风险投资很不靠谱，这个计划也就流产了。
筹不到钱的孙中山着急了，在美国挨家挨户找华侨商人进行宣传，讲革命道理，像一个保险推销员一样，但是收效甚微。后又想到了发行股票411，1911年5月5日，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出席同盟会芝加哥分会集会时，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并动员当地华侨购买该“公司”股票，筹款支持国内革命活动。孙中山许诺，股金本息，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
到了温哥华，“洪棍”412孙中山说服当地洪门组织筹饷局，并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面额的金币债券。在他的鼓动下，不少华工把整月薪金都捐献出来了。
1911年6月15日，孙中山又提议组建美洲洪门筹饷局，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债券，由会计开具收执。捐数五美金以上者，均双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另：百元者记功一次，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413。并规定：“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4149月份以后，通过洪门组织，“周游演说月余，集款达四十万。”415后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筹饷处，将集资行动拓展到南美。
武昌起义爆发后，筹饷局将筹集到的“万余美金”交给即将回国的孙中山，并陆续汇巨款供应各省义军，还购买了6架飞机运抵上海。1912年又筹集资金以充实国库，并将余款30余万元汇至上海犒赏军士。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筹饷局将一切账目上缴革命政府报销。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护法讨袁，又如法炮制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筹饷。
孙中山搞革命究竟筹集了多少钱？无从统计。
许多人为了支持革命，倾家荡产。孙中山哥哥孙眉，靠自身打拼，在茂宜岛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而成为当地首富，人称之为“茂宜岛王”。1895年广州起义急需经费，孙眉贱价出售牲畜，以捐充军饷。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债券，孙眉又将1000多头牲畜变卖认购债券，终于由富豪变为赤贫。据说还有日本的留学生为了购买孙中山的股票，去借高利贷的。
亲友资助起义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志士变卖家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资本家出钱起义，原因为哪般？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一群体中有热心革命者，但是我们想搞清楚的是这当中占多大的成分？当年的捐款，不全是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个别华人对革命的一点赌博性“投资”。当初康有为的保皇党在美国筹款就是靠清制官服为道具的，声称只要是三品官以下爵位，他们即有权封赠，至于封赠官衔大小，则视捐款者所捐多寡而定。而那些华侨老板，之所以踊跃出钱，为了就是日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保皇党不再被信任，孙中山的革命党开始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支援革命，一是为了“十可报百，万可图亿”，二是为了“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商人通常都是按商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的，虽然这一点可能不被他们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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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接受香港总工会捐款的收据
  
1911年，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成立了，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对于那些早年支援起义而购买股票的这些人，他们的回报如约而至了吗？没有太多的材料体现这一诺言的兑现。孙眉想当粤都督，蔡元培推荐了，但是孙中山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后来有的材料说孙眉“欣然接受”，有的材料说孙眉还曾到南京“兴师问罪”，总之，粤都督是没有当成。
所以美国的韦慕庭说，“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416
辛亥革命成功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组建政府时，代表们推举“绅商”张謇任财政部长，张謇不干，写了一份《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意见书》，发表了他对临时政府财政问题的意见，主要的观点就是一个：没钱，干不起来。作为晚清最著名的商人，张謇自然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认为，政府权力的巩固与否，全在财力的强弱，没钱，军饷发不出来，军队就不能统一。他给临时政府算了一笔账，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1.2亿两；但是从收入上看每年只有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因此，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为此张謇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各省承担中央财政3000万两，第二，孙中山在海外募集外债5000万两。
孙中山于1911年10月中旬离开美国回国，到1911年12月25日才回到上海，为什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他到英国、法国转了一圈，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但是一无所获。当他到上海后，“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但是孙中山只有无奈地自嘲：“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417
在务实的张謇看来，“不知崖畔”的孙大炮，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难以解决现实的问题。不仅张謇这么看，外国人也这么看，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但都被拒绝，一笔钱也没借到，致使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张謇后来跑去跟袁世凯干了。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7月，孙中山决定率领部分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开展护法运动。然而这又要花钱，没钱，海军第一舰队开不动，100多位议员南下不了，据说是上海的犹太房地产商哈同捐给了孙中山五麻袋钞票，才使得他能够率参众两院议员和海军舰队南下。非常国会召开了，军政府成立了，海陆军大元帅当上了，但还是没钱。虽说谣传孙中山此前曾得到过德国150万银元秘密捐赠，但即便如此，也不能维持军政府的正常开销，更别说护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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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5月25日，孙中山与澳门总督、主教、大律师、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等人于澳门陆军俱乐部合照留念。
  
当时，广东各项税收，均为广东督军陈炳把持，他拒绝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没钱，孙中山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筹划无法落实，军政府的工作无法正常运行。据说廖仲恺经常到掌管广州财政的官僚的烟榻上去要钱，三番五次，矛盾日增，陆荣廷418为缓和矛盾，调莫荣新接任广东督军。莫荣新继任后，继续在财政上扼杀“军政府”，不仅如此，还密令下属杀了孙中山派往各地的招兵人员。孙中山生气了，亲自操炮，轰了莫荣新的观音山督军府。由于当时北京政府也正率领部队向广州进攻，莫荣新怕激化陆荣廷与孙中山的矛盾，两面受敌，不敢还手，第二天跑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赔错，但还是不给孙中山钱。孙中山终于给挤跑了，护法运动搞了一年不到就结束了。
被陆荣廷挤跑了的孙中山，革命动力不减，命令陈炯明发动对桂系的进攻，重建广东护法军政府。1921年6月，广东军政府发动粤桂战争，打败桂系，统一广西，陈炯明成了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重新组织了军政府的孙中山决意北伐，但是陈炯明有不同意见，他说，“连年用兵，将士疲劳，宜暂休养；饷械未足，宜事补充；且湘省方倡联治，即议北出，宜先疏通；且南北议和草约经中山认可，已派代表征求江浙各省，宜得同意，不能突起用兵，自毁信义。”419条条在理、论证充分，但孙中山执意北伐，也只能勉强配合，但其后又发生了陈炯明“叛乱”的事。
陈炯明为什么又把孙中山从广州赶跑了？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当北伐开始后，孙中山苦于军饷无着，跟陈炯明说：“吾北伐而胜，在事实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面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420也就是说要陈炯明解决最根本的钱的问题，当时广东省一年的税收是1600万元，每年的支出需3200万元，赤字达一倍，粤桂战争又用去了800万，如再继续北伐，钱由何出？陈炯明的压力是很大的，虽是在如此压力下，还是每月接济了北伐军军饷50万元。1922年2月21日，负责为北伐军筹饷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身亡。邓铿一死，北伐所需接济不至，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爆发，孙中山撤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要陈炯明返回海丰家中休养。手下不干了，驻桂粤军总指挥叶举，也是陈炯明的得力干将，带了50多个营，跑回广州，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公开叛变。
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革命而努力，而他的一生也都为钱而头疼。屡战屡败，缺钱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他的继任者蒋介石在钱的方面比他成功多了。
正是陈炯明叛乱的过程中，在上海搞股票赚钱的蒋介石开始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后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蒋介石是一个不差钱的领导，他的钱主要来自以下四个地方：
1.税收。
在北伐之前，国民党已经控制住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一个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地区，一个是外国华侨最多的地区，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讲，是两个较为富裕的地区。北伐之后，蒋介石占领了全国最富的江浙地区，有资料显示，在南京的十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取得税收中有近85%集中在上海地区，也就是说，中国最富裕的地区都被蒋介石把持了，这给他提供了比其他省份更为雄厚的税收支持。
2.资本家的资助。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因为怕共产党挖自己的墙脚，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是蒋介石为什么在北伐还没完成的时候就急迫地进行清党呢？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给我们讲了这一大屠杀产生的契机：1921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左右发展非常迅猛，“四一二”政变前后，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00余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工人搞了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是给资本家造成的恐惧是不小的。于是在1927年春，一帮子惊慌失措的上海资本家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并且愿意出1000万军费。3月末先给了首批的预付款300万元，大屠杀之后，当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时，4月25日，他们又给了蒋介石剩下的700万元。
那时候的蒋介石，也在需要钱的当口，1000万，只够它半个月的军费，更多的钱哪里来？于是他就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421如果资本家不配合，杜月笙的手段就可以使了，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422，当然这只是“迫不得已采用的非常筹款手段”423，事实也的确如此，1928年以后，这一黑帮做法基本不用了。
3.发行债券。国民党在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搞债券，上台之后，更方便搞债券了。“在1927-1935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38种内债，票面价值16.34亿元。”1936年，“又发生新债3.4亿元”424。而这些内债的用途并不是为了基础建设，而是军事需要。当然仅靠内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外债。
4.外国的支援。
当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外国对它的援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联俄联共之后，苏联就开始帮助孙中山，1923年3月，苏联给国民党提供了200万元的财政援助，黄埔军校创办时苏联政府拨给了300万卢布（约270万元），据说鲍罗廷还在1924年每月资助国民党35000元，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向国民党提供了2.5亿美元的中期低息（3%）贷款，当然这是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包括1937-1939年期间提供的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的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苏联的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俄国时才结束。425
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的借款仅只是一小部分，从1937年至1945年，南京政府利用战时信贷和租借法案总共借了21.5亿美元，其中美国就占了18.54亿，剩下的是苏联1.73亿，英国1.11亿，法国是0.12亿。费正清说：“总之，外国信贷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426
获得巨大的财力支持的蒋介石用钱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用钱实现了中央集权，然后用钱去完成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东北易帜后，虽然说中国全境均悬挂起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政府领导，但是这种统一是有名无实的，冯玉祥虎踞中原，阎锡山扼守华北，李宗仁控制两广，张学良据守关外，均自成体系，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地盘上，把持军权、政权、财政甚至外交大权，中央政府于他们素无权威，军政号令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基本无效。但是这时候的蒋介石相对于他们的优势就是有钱，一是因为占据了全国最富的长江中下游区域，二是作为中央政府可以对外申请到借款。
本想利用“编遣”去“削藩”，但引起诸派军阀不满。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为稳住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赴豫会谈，除许诺200万外，还答应让他完全控制山东全境。蒋桂战争中蒋介石取得胜利之后，却违背了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1929年5月，蒋冯战争又起，蒋介石同样用收买的手段，拉拢了冯玉祥的手下韩复渠、石友三和马鸿逵，一下子拉走了冯玉祥最精锐的10万部队，致使冯玉祥在5月27日就被迫通电下野。
1930年2月，山西的阎锡山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新的反蒋运动。同年9月成立新国民政府，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原大战爆发。在这次大战中，“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阔绰，对于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玉祥、阎锡山的人，也都纷纷翻了脸。”427最后，南京政府通过贿赂张学良1000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9月18日，原本中立的张学良忽然打破沉默，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国难”，派20万大军入关占领北平、天津，北方政府失败。
蒋介石不但能通过金钱贿赂拉拢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还擅于利用金钱来瓦解敌军。在中原大战的西线战场上，何成浚被蒋介石任命为第3军团总指挥，而他指挥的这个第3军团，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小军阀”混合成的杂牌军，包括徐源泉48师、萧之楚44师、杨虎城17师、王金钰47师、郝梦麟54师、刘茂恩66师，这些杂牌军有两个问题：一是作战能力差，靠他们去打仗有点费劲；二是立场不坚定，“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但是就是依靠这样的军队，使得东线正在苦战之际，西线已经基本上被何成浚解决了。何成浚通过什么方法取得胜利的呢？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是“用三千佳丽”。战争开始后，“何成浚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可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排以上的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大头走。”428“三千佳丽”成就了何成浚“杂牌军的领袖”地位。
正是因为蒋介石有钱，并且也善于花钱，使得费正清都说，“他胜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429

服务还是夺取
为什么要革命？这是任何一个革命追随者都需要问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现实判断，一种理性选择，它是革命能否进行下去的基础。任何一个挑起革命的人都必须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它涉及到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当权者这一角度看，从既定价值观念看，革命就是叛乱，就是非法的。革命者要革命，必须完成对既定价值观的否定，为自己的革命行为辩护。正如1939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430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世界无产阶级推崇？就是因为它完了对自身革命行为的合法性辩护。
夏启夺权，靠的是实力的较量，胜者为王，不需要做理论上的论证。
而商汤要造反，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了，历史上著名的《汤誓》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告诉人们汤造反的理由：“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431总结起来，两条道理，一是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二是民怨沸腾，甚至都愿意与夏桀一起去死。
“尚鬼”“尊神”的商朝以“天命”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统治，无论商纣多么罪恶滔天，但是他认为“吾有民有命”，武王要伐纣，也必须给一个合适的理由，否定商之“命”，于是武王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给出了他革命的理由，联系《泰誓》和《牧誓》我们可以看清他的理论逻辑：
第一步，“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32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民意（欲）即天意。把“民”和“天”联系起来，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
第二步，“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433。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被上天选择，做人民的父母，为伐纣打好铺垫。
第三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434历数了商纣王的在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
第四步，“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435。就是说，因为商纣的种种罪恶，无德配天，所以“上帝”生气了，要我姬发讨伐他，如果我不讨代他，那才是逆了天意。
武王伐纣，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仇还是国恨，是民意还是天意？这是一个在现实中难以分得清的答案，周朝的统治者把这所有的原因都糅合到了一起，寓家于国，寓民于天，完成了家国民天的一体化。从此，“家”与“国”，“民”与“天”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难割难分。
由于商朝统治者这种“以德配天”的理论开创，使得它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永久契约，历代统治者都必须“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并且通过“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任何一个造反者都会以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揭竿而起。
客观分析，民与君的利益是统一的，无法分割，任何把这两者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对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损害，所以历代圣君贤相都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他们看来“德”与“得”是相通的，“德”是“得”的手段，“得”是“德”的结果，任何忽略这一点的统治者，都是在使这个王朝走向没落。
“德得相通”的价值理念，从周以后就逐渐深入人心了，无论是圣君贤相，还是凡夫俗子，基本都知道孟子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436
受过多年教育的孙中山更知道道德对于政权的重要意义，个人品德上没什么不良记录的孙中山对于道德格外强调。
对于革命者的道德，他强调：“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437
“七十二烈士在当时立了什么志气呢？我们虽然不能立刻知道他们的志气，但是他们由于失败，便断头流血，牺牲生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志气，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权利幸福，要做一件失败的事。”438
有革命，必用军人，对于军人的道德，孙中山强调的是比较多的。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致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责任。他说革命军队所负的“非常之事业”，“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军之责任者，救国救民之责任也。诸君既为军人，又为革命时代之军人，倘不能负此责任，坐视国家之因内扰而召外患，驯至于国亡种灭，其咎将谁尸耶？”439“当知军人之职志，在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440
第二，大志气。“大家要有大志气，不可有小志气。个人升官发财是小志气，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441“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442“实行为主义而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443
第三，不怕死。“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444“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445“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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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赴各地演讲图
  
孙中山是以党建国的，所以党的建设，也是他必须关注的重点，他说，“党事为革命缘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重要。”447而办党则以“修明党德”为第一要务。
那么国民党要修什么样的“党德”呢？总结一下可以有如下几条：
首先是“明生死之辨”。他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杀身成仁的事迹为例，指出：“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448他强调，革命党人惟国家民族利益去奋斗，其“秘诀就在不怕死”。
其次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他说：“我们要除去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便要诸君恢复从前为党奋斗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449
再次是要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他认为，人心是立国的大根本，要获得民心，革命党一定要“正心”、为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要问心无愧，凭真理去做，就是牺牲了，还是很荣耀。”450
最后是“从自己方寸之地做起”，进行“心理上的革命”，从事“心理建设”。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即为“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451确立起新的道德观念。
党德包括许多方面，但其核心是“替众人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他说“政治之极则”是“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因此他号召，“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应当以夺取为目的”452，并且要求“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453孙中山不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强调“替众人服务”的必要性，而且像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历史发展规律一样说“替众人服务”是顺乎世界道德发展之潮流的，他说“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454
“党德”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这是孙中山所不能不提醒革命党人注意的。他说“吾党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人？将谓恃兵力乎？非也，我们革命党恃主义真理及道德而已。故吾党以德服人，非以武力服人；大家要知道武力实不足恃，惟德可以服人。”455“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456
他不仅从政党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党德”，还从“以德治国”的角度来论证它的必要性，他强调：“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457，“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458
很明显，道德具有工具意义，它可以使人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这是客观的现实逻辑，比如我们常说的“好心有好报”，“有舍就有得”。当我们去追求道德的高尚时，通常会让我们得到道德之外的收益，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反馈。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道德当成手段去使用，通过道德去实现预期的利益，例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王莽459。
道德是手段，还是目的？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让人头疼在两点：
其一，只有道德被当作目的去追求时，其他人才能为这道德的魅力所折服，社会才能给他以正反馈，他才能产生工具意义。反之，如果当事人主观上也只把道德当作手段，那么它的工具意义就丧失了。“好心才有好报”，强调的正是这种行为人的主观价值选择。“好报”必须是客观的，顺其自然的，而不应该是目的的、苛求的。
其二，当一个“道德行为”发生时，我们无法仅从这个行为本身判定这是“有目的”的，还是“没目的”的，就像现代人对“孔融让梨”这件事的解读，是说他“有礼貌”呢，还是说他“有心眼”呢？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答案，选择哪一个，这取决于我们的立场，我们判定事物的价值观。然而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在当时的孔融那里，不会有人知道。
道德是以自律、利他为前提的，对于一件利他的事件我们是不能进行准确的道德分析的，但是，对于一个综合体的个人，我们却可以做一个整体的判断，根据他的态度、观点、行为方式以及现实的收益。
孙中山是一个以道德为手段的人，还是一个以道德为目的人？总体来讲，他是一个理性的通过道德实践而去实现道德手段化的人。
在国外筹款革命的孙中山，虽然说也依靠革命经费生活，但并不像康有为那样过得如此奢侈；其兄孙眉为革命舍尽万贯家财，然而孙中山终未给他一官半职；南北议和之后，他毅然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用他一生的经历践行了革命党人“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的宗旨。
然而我们知道，孙中山所谓大事仅两件：一是革命，二是共和。道德绝不是和这两者摆在同一水平上的，相对而言，道德只是实现这两者的手段，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理解这一点：
其一，从孙中山关于“党德”的各处谈话中，我们可以毫不困难的发现道德的这种手段作用，除前面有所列举外，再例如：
“无德之政党，其党风必坏，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460
“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461
“令全国人民人人具有此种道德，具有此种思想，则中华民国之政治可以立见发达，中华民国之基础可以日益巩固，中华民国之国势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欧驾美而上之。”462
“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463
在他毅然辞去大总统之职时解释道，“第一任总统，不知者且视为尊如皇帝，故决意让之袁世凯，使天下知总统当如是，因而树民国之大本，示人以公仆之不当争，不必争。而世之君子，有咎仆以荒废厥职者，仆闻之滋乐。”464
其二，政治家的道德必须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必须不是主观的，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商人慈善，必须带有资本主义的某种痕迹一样。孙中山讲道德，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革命阶段，强调“革命道德”居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则强调“固有道德”居多。什么是“固有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465在谈到忠孝时他说“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466；在谈到仁爱时除了推崇孔子“仁民爱物”外，对墨子“兼爱”也极为推崇，说“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在讲到信义时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467；在谈到和平时他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468。这些固有道德是他在革命年代时绝不会想到，也不会深加论述的，为什么到了1924年的时候，他开始强调固有道德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地位变了，身份变了，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的思想后来被戴季陶定位为“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说“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469其工具意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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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亲笔修改民生主义讲演稿
  
虽然，道德有如此重要的工具意义，但是孙中山的那些党员们对道德却并不像他那样看重。
革命时期，革命党就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杂烩，他们走到一起的目标只有一个——革命。除此之外，别无限制，所以道德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张鸣在他的《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描述了好多为了革命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例子，同时也描述了好多打着革命的幌子无恶不作的例子，这里面简要地转述几个：
湖南人焦达峰、居正、邓玉麟等人革命没钱，焦达峰拉了同乡入伙，把同乡的布卖了维持革命，钱用完后，偷庙里的佛像去卖，不成功，让他们的新同志邹永成偷他婶子的首饰，也没成功。湖北的革命党为了从党员刘公家里弄钱革命，竟然使用了美人计，后来成功了。470
湖南独立之后，焦达峰做了都督，“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471
“广东的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打了两场小小的接触仗，然后就屯兵不前。当官的在南京城里大吃花酒，轮流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轮流当主人花钱，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沉醉不醒。军官这样，士兵跟着学，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南京临时政府好不容易筹来北伐的钱，好一些送进了酒楼妓院。一旦钱没了，有的就敢整队人马出来抢。”472
国民党统一了全国，然而大家知道，统一前的军阀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吸收了，军阀成了“党国”政治的上层。“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473
而在南京中央政府里，也同样是这样。当革命成功之后，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1948年曾当选第一届中华民国立法委员的西北大学教授程元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的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至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的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十八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原因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474
政府上层官僚如此，而整个国民党，同样是这样。《剑桥中华民国史》还这样论述：“国民党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年的仅15万人增至1929年的63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年1月就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数量，不注意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这样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在1927年已混乱不堪。”475
而这种现象，不是我们现在总结的时候才看到，在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就说，“然从今日现象考察：吾党党员中热心的人出而握军权，未尝无人；但谋私利者亦假称热心，争握军权。不知军队是拼命杀人的事业。今之手握一万数千兵者，以利结合，鲜有以主义感化其部下者。就现在情形观之，凡兵士临阵，有赏则能克敌破城，无之则不能。或有不赏亦打仗者，则因地盘苦瘠，须占领较富裕的地盘而已。可知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476
孙中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处宣传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到处要求“党德清澄”，甚至还把黑社会（三合会）的立盟起誓搬到了党建上来了，创建了就职宣誓制度，要求“凡归顺之官吏、新进之国民必当对于民国为正心诚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拥护民国，扶植民权，励进民生。”477他想通过宣誓这一形式，把道德问题制度化法律化，但是誓是宣了，行为却没有什么改变，他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感叹“革命尚未成功”了。
蒋介石上台后，对“党德”、“军人道德”建设问题更是无力为之，以致贪污腐败、世风日下。就连提倡节俭、反对奢华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都说，他自己的西北军哪里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478。连他的部队都是这样，其他的部队就更可想而知了。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苦熬八年的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首先想到的是发财的机会。“接收”变成了“劫收”。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说：“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收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42亿元。479后来蒋介石也曾经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然而，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的，并不仅仅是中上级军官，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能免俗。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忠信可靠”的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淮海战役总指挥）。刘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急电李延年，命令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以加强海州和连云港一线的防务。但两天后，刘峙又决定放弃海州，再电李延年向徐州靠拢。还没等李延年做好撤退徐州的部署，新浦盐店一个姓唐的经理前来求见。李延年知道此人是专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经纪人，便让他进来。唐经理一见面就对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李延年闻听大吃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经理说：“刘老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国军要放弃海州，要我赶快把这里的账目结算清楚，跟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路上有司令官照顾会安全一些。”李延年气得火冒三丈。事后他对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李以勖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1949年，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紧要关头，上海商界人士捐了一大笔钱，但吴国桢坚持要点人头，按人头发。过了一段时间，吴国桢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跟方丈聊天时才知道，他庙里的300多名和尚在吴国桢点士兵人头时，都演了回士兵。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汤恩伯说部队缺少汽油，于是吴国桢又从商家筹集经费，给军队买了汽油，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局长向市长报告了一件事情，说警备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无论是汤恩伯还是刘峙，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汤恩伯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美誉，刘峙有“捞钱司令”的美誉，高级将领都腐败如此，上行则下效，国民党时期的腐败状况可以想像。
蒋介石对这些状况不是不知，而是回天无力。1948年1月，蒋介石曾在一次讲演中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480预言很快就应验了，一年后，国民党不得不退出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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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写日记
  
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她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她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481“在共产党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她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482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把自己失败的原因总结了四条，其中，第二，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正因为如此，他说他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他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483
这样的党，这样的军人，这样的军队，如何能让人们信任他？如何能让人们容忍他？“德者得也”，这一点理解起来不难，但做起来是不容易的。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的崛起与成功
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
——马克思

不断成熟的人类梦想
现实是残酷的，理想是美好的。人类永远对理想充满着期望，因为它是对缺憾的修补，对现实的超越。
理想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理想与现实严密对应，现实中存在的缺憾，会被人们在理想中否定，然后放大，从而构成理想的主体。在家庭中处于不同角色的人，在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因为对生活的感受不同，所以对未来的理想也不相同。
二、现实与理想永远存在着差距。理想是主观的，这种主观的理想会随着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会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决定了人们实现理想的渴望度，也决定着人们为实现理想而实施的方法。
三、人是社会的人，他与他存在的环境不可分割，人在完成个人理想的同时，必须对未来社会存在状况完成一个适当的构建，这个构建就是我们所讲的社会理想。
个人理想是推动个人走向成功的动力，社会理想则是推动社会走向进步的动力。社会理想不可能预期实现，但是正是这种不可实现的社会理想一步步推动社会走向进步，尤其是形成一种思潮的社会理想。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理想。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那里开始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他的产生却绝不仅仅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才有，如果非要让我们去探寻人类理想的源头，我们将会不得不把目光聚集在远古人类的宗教图腾上，不仅因为它产生于人类文字文明之前，而且因为宗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否定，蕴含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我们看看大家所熟知的基督教。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影响世界最大的一部书。它不仅仅是一本宗教读物，而且是一本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结晶。虽然它最后成书是在1世纪，但是其开始写作却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产生到完成，这本书经历了一千六百年，有40多个作者，不仅是早期欧洲人类思想的记录，也是后来欧美文化的源头。
众所周知，《圣经》一开始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伊甸园”：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484
除伊甸园外，《圣经》还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千年王国”：那是一个将撒旦捆绑并扔在“无底坑”之后建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共有四千里”。“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485
基督教告诉世人，世界原本是美好的，就因为贪欲与享乐毁坏了这个世界，人类只有通过对自身的惩罚才能达到神性世界。
除基督教外，佛教是第二个对人类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在佛教里，同样存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极乐世界”。“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极乐国土，七重栏循，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486、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487比马可波罗他们描述的地方好多了！
无论是伊甸园、千年王国、亦或是西方极乐世界，都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现实社会不可能存在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是感性的，是无现实逻辑与产生基础的。一切世俗的哲学都不能解释这一世界生产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也说一切宗教都是“精神的鸦片”。人们不会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去靠近它，而只是通过内心的修炼去感受它。
虽然这些理想并不是理性的，但却是深刻的，发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深刻而不理性的理想追求，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和佛教里有所表现，而且体现在任何宗教与图腾崇拜之中，也零散地分散在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领域里。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开始对现实社会进行理性思考，对未来的理想社会进行逻辑化的表述。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并且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关于理想社会论述的著作。
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20岁师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40岁时返回雅典，开办了存在900多年的阿卡德米学园，就在这里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理想国》。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书，而且是一本关于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著作，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并以“理念论”为基础，构想了自己的理想国。
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是“正义”与“善”，对理想国的向往就是对“正义”与“善”的渴望。当然，在他那里，对“正义”的理解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理想国里，所谓正义就是“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整个国家的人各就其位，各谋其事。
柏拉图把人分为三个阶层：哲学家、守卫者和平民，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哲学家“应当具备良好的记性，善于理解，心胸宽广，视野广阔，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具备节制这些品质”488，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武士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平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在整个理想国里，取消私有财产，取消“我”与“非我”的界限，不许积蓄私人财产，不许穿金戴银，男女平等，“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489。这个国家实在是太自由了，“就连这个国家里蓄养的动物都比其他国家自由多了，……这里的驴马若是遇见不给它们让路的人，也会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490
按照柏拉图的理论，理想国只是一种理念，不是在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东西，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现存各类国家都应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应争取相似。所以，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只是一种价值观，而非未来社会的构想。因此他说：“这样理想的城邦这世间应该是没有的。也可能天上有它的原型，它可以让对它怀有期望的人在里面住下来，而不在乎它是否现在存在或是将来存在。”491
柏拉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莫尔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柏拉图影响的人。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父亲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从小就受到了优秀的教育，15岁时，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柏拉图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92。由于当时正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以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两年后，父亲认为搞文学没有什么前途，于是便逼他改学法学。毕业后的莫尔做了律师，很成功，26岁就被选为议员。但后来因在议会中反对国王亨利七世，被迫下岗，并累及其父亲。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重返政界。
1516年左右，莫尔在出使欧洲期间，写成了不朽之作——《乌托邦》，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很有文学功底的莫尔描述现实社会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田庄上做活的佃农，骨瘦如柴，苍白的脸上写满了忧伤和无奈”；“那些贵族，满脸狰狞，像秋天的虫子一样，慢慢地吞噬着最后的果实，直到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洞，他用能够想到的所有可能的方法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而他们的奢侈生活却让他们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而他们游手好闲的随从则“趾高气扬，自吹自擂”。493最经典的是他对圈地运动的描述：“你们的羊，曾经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而现在却变得那么贪婪、那么凶蛮，甚至于开始吃人。”494“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下离开了家园——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带着所有的失望和憎恨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只能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495莫尔的这段关于“羊吃人”的表述成为流传后世的不朽名言，这一提法也被马克思多次引用，甚至有人觉得都是马克思说的了。
《乌托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理想社会的空想描述。乌托邦本意就是“没有的地方”，莫尔借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在“乌托邦”里，“一切归全民所有”；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每天劳动六小时，轮流到农场去务农；废除货币，人们视金银如粪土；服装统一，只有男式女式、已婚未婚之别，“外套颜色全岛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就餐在公共食堂；看病有公共医院；民主选出的“飞哈拉”和“总督”管理城市；人们的思想、道德比较高尚，勤奋敬业，崇尚简朴，遵守法令，乐于助人，关心集体，爱护公物，鄙视懒惰、腐朽与奢侈；这里禁止嫖赌、饮酒、欺诈、阴谋、私通、虐待，既没有盗贼、乞丐，也看不到穷人。
莫尔通过《乌托邦》前后两个部分的对比真正体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的理想都是根植于现实的，理想的描述本质上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同时理想也是人们价值取向之一部分。但是，如何把这一价值取向实践于现实社会，莫尔并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他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并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然而《乌托邦》最可宝贵的是，他开始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历史，他开始告诉人们，这个“资本主义”496世界是坏的，是应该被代替的，并且开启了一个人们不断努力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
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现有社会的批判，而是开始了努力创建新世界的尝试。
圣西门（1760-1825年），一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法国大革命之后，他放弃爵位和称号，投身革命运动。革命后，看到劳动群众仍然受苦，转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否定态度，决定把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毕生的使命。为此，他到英国、瑞士和德国等地进行考察，孜孜不倦地从事理想社会的研究，并花掉了全部家产。圣西门认为，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人类将会出现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实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圣西门为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临死还告诫弟子要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傅立叶（1772-183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店员、推销员和经济人，到过德国、英国、荷兰等地跑过生意，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有较深刻的理解，对商业投机和欺诈等较为熟悉。30岁之后，傅立叶三十五年如一日，坚持研究和著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称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渊薮”、“颠倒世界”，必将被理想制度所代替。为了实现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主张以他设计的“和谐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期待社会上层支持他实现建立新社会的计划，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自愿帮助他建立“法郎吉”497的富人，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无一人问津。实在等不来投资者，1832年，他和几个门徒一起创办了一个“法郎吉”，但是第二年就失败了。
社会主义的实验做得最好的是欧文（1771-1858年）。罗伯特·欧文，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马具匠”家庭，7岁开始参加劳动，9岁时就当了学徒，18岁就和朋友合办了一个有40名工人的小纺织厂。20岁时应聘到一家有500名工人的大纺织厂任经理，29岁之后，他成为一个有着2500名工人的大棉纺厂的经理兼股东。随着企业的扩大，他也不断地进行着改造环境和人的试验。在他的工厂里，欧文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禁止不满12岁的童工劳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欧文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厂增加了利润，同时工人生活也得到改善。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花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准备建一个最好是800-1200人，占地1800英亩的“新和谐公社”。欧文带头劳动，砍伐树木，焚烧野草，开荒种地，盖房架屋。不久，村落建起来了，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村内街道整齐，树木成列，各种公用设施一应俱全，会议室、阅览室、学校、医院，甚至临时休息室，应有尽有。欧文在这里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队伍的壮大，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消费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少。四年之后，欧文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终于宣告了破产。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失败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停止追求理想的步伐。失败只能是后人的前车之鉴，只能是后人成功的阶梯。
空想社会主义之后，十九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在欧洲疯行一时，出现数不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天主教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动社会主义等等，五花八门。顺应时代要求，在这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想里面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以后对整个世界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大家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
犹太人是这个世界是最会做生意的民族，因此，犹太资本家的比率是很高的，犹太富人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但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却是犹太人出身，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的卡尔·马克思，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拉比498。
本来马克思的父亲想让他去读法律，但他却喜欢哲学，1841年，柏林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马克思却以一篇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取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成为《莱茵报》的编辑。
1843年，一件重要的事情，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林木盗窃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在德国本来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是公共用地，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砍柴、放牧，但是后来，“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始积累，使得一些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都霸占了，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伐树木。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对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中坚决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处以重刑，甚至要求把捡拾枯枝的行为也当作“盗窃”来惩治。此行为引起全国民众对议会的强烈不满，马克思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反对剥夺群众使用公共树木的权利，说这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499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维护农民的利益，抨击普鲁士政府，《莱茵报》发行量大增，然而却惹怒了普鲁士政府，查封了《莱茵报》。从此他开始了对抗政府，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的痛苦而富有激情的生活。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一个“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64年参加了第一国际，甚至直接参加了起义。当然马克思最大的工作就是写作、论战、批判，就是论证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很显然，这是一个不被政府喜欢的人，不被当权者、有钱人喜欢的人，尤其是其尖锐辛辣的言辞，简直不亚于“高学历恶妇”的咒骂，实在让人有点受不了。所以马克思不断地被驱逐，1845年被普鲁士当局驱逐，1848年遭比利时政府驱逐，1849年5月第二次被普鲁士当局驱逐，三个月后又被法国政府驱逐，鼓动“造反”的马克思和宣传“仁爱”的孔子同样不受各国政府的待见，甚至比“丧家之犬”孔子还不如，连普鲁士的国籍也丢了，成了一名“世界公民”。
人生最痛苦的不是被驱逐，而是人活着呢，钱没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喜欢哲学的马克思除了写东西外，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而他的“反动文章”发表都难，更别想较高的稿费了。更何况马克思又是一个很随性的人，经常拖延要交给报社的文稿，而更不幸的是燕妮又比较能生，总共生了7个孩子，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生活的窘迫，例如，1852年2月27日的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5001852年9月8日的信中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5011865年7月31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说：“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502
无以谋生的马克思只能靠别人的资助生活。但是明显的，马克思的筹钱能力不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不幸中的万幸，1844年之后，他遇到了恩格斯，一个生命中的贵人，给了马克思无私的伟大的帮助，一开始每月保证5英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就长到了10英镑，据说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镑。503
常常囊空如洗、衣食无着的马克思，正是靠着恩格斯超友谊的援助才能安心地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坐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固定的座位上看书，最后熬成“千年第一思想家”504。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出来，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虽然这句话并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但我认为却反映了毛泽东的真知灼见。不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造反的工具，而是马克思本身就是把学术研究当作造反的工具：整个《资本论》，从商品和货币谈起，最后推断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过程本身似乎是一个纯学术的推断，但结论本身是否是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设定的了呢？结合作者身份及经历，这一点不难断定。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与空想社会主义是一致的，都是否定现实，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马克思最大的贡献不是“翻案”，而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从人性的、道德的、价值观的批判上升到一种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论证，他使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更理直气壮，显得更“科学”。
然而世界形势的发展却并没有按“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进行，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反而是在贫穷与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
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革命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变成现实，开创了人类由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
1919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在俄国的示范带领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大发展。
当然，俄国那“一声炮响”也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榜样的混合作用勾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那颗原本惴惴不安的“造反”的心。

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发现”
说中国古代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学说的存在基础则是让人不可接受的。
《道德经》中有：“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特点”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社会理想在后世又不断地被继承、发酵，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割离的一部分。
晋陶渊明深受道家影响，他在其《桃花源记》中这样描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麻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所表述的乌托邦式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遗忘不掉的角落。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过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同时构想了一个无国家、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在那里，政府民选，无家族，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
中国的古人是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的，对未来社会的表述同样是这样，这就使得中国古代为实现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的努力不甚了了。它仅仅是一种理论，甚至连理论都不是，因此与实践并无关系，正如康有为，其大同书中的价值观并不真实地体现在他的现实生活中。
一百二十多年前，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这样描述中国人性格中的一种，“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这不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并且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505此论述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不能不说他的确挖出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信仰只能是谈谈而已的面子上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火花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现实，并没有太多的实践意义。
真正作用于现实的未来“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他不仅仅当作一种社会理想，而且被当作一种社会改造的理论。
1875年日本人福地源一郎为翻译英文society一词而在日语里首先创用了“社会”一词。1878年，他又将英文socialism翻译为“社会主义”。
中国学者在翻译socialism时曾使用过“索昔阿利司”、“安民新学”、“养民学”、“人群之说”、“人群主义”等不同的翻译方式，1902年9月25日梁启超从第18期《新民丛报》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并统一。
社会主义来到中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推销来的，也没被介绍者所提倡，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学术理论被知识分子认知。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话，为我们现代中国人所熟知。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并不仅仅只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理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并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胜利。”他不但在报刊发表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而且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课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比李大钊大10岁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是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宣传者，赞扬十月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
从李大钊陈独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一种政治信仰，它开始作用于现实社会。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这时的陈独秀则明显更激进，他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506
1920年4月，俄国人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带了3个人来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张太雷，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表示希望创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觉得时机不成熟，有些犹豫，就将维经斯基介绍给陈独秀。8月，维经斯基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很激动，立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把陈独秀希望赶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思告诉给李大钊，“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其他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召开是谁策划的？如何策划的？通知内容是什么？甚至开会的具体日期是哪天？都无从考证。
之所以无从考证，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至少是当时的各共产党早期组织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两大人物“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力驳胡适的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陈独秀也正在广东争取一笔建校款子。可以想象的是，在许多人眼里，这次代表大会，并不比“少年中国学会”这样一个学术会议机构更重要，甚至许多人都借口“工作繁忙”而不愿参加这次会议。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是因为当时张国焘就在上海，第二名代表曾提邓中夏和罗章龙，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去，于是就派了一个只有19岁的刘仁静；代表之一陈公博本来就是带着漂亮的老婆去大上海度蜜月的，第二天就被吓跑了，也不管后来会开得如何了。507
事实上，在出席一大的代表眼里，这次会议也没有现代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意义重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一大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们现在赋予它很高的地位，但是在当时，也就只是一个拥有“五十多”508名知识分子成员的学术团体的第一次会议而已，就像现在存在的铺天盖地的各种学术机构一样，从出席的代表我们可见一斑：出席代表13509人，其中教师5人，分别是何叔衡、毛泽东、陈公博、陈潭秋和董必武，学生5人，分别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和周佛海。
然而就是这不起眼的人群组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毫无悬念地，陈独秀因其重要的影响力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的八七会议时为止。
开始时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小团体，其革命性大多体现在思想上，实际的革命行动并不多，更没有影响力。这样的党显然并没有比孙中山的国民党更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在共产国际的努力撮合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了“党际合作”。
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支持和组织经验，孙中山选择了“容共”（共产党称为“联共”），并希望通过“容共”而“溶共”，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让国民党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感：
一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天然敌视。自始至终，中国共产党都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判断，使得国民党能“容共”，但是“加而不入”的共产党却不能“溶于国”。站在道德和理论至高点上的共产党，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一些做法总有“怀疑或批评”，这种怀疑或批评一面把国民党推向他一贯自称的“人民的政党”的对立面上，一面使自己成为寄生于国民党体内的“异形”。
二是国民党党员的大量外流。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不及国民党，但是组织内聚力却是相当强的，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使得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成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的境况，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大量国民党青年涌入共产党，五年时间，共产党党员由“五十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三是最高权力机构被中共控制。国共合作中让国民党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权力的窃取，但是事与愿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不断发展，开始不断加大对国民党的控制。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说：“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510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511
即使这三点已使国民党内部深感不安，然而更让国民党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都是秘密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又都是秘密的，所以在国民党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中国共产党？谁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是不清楚的。蒋介石在1926年5月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512
正是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模糊性，使中国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恐慌。
对于共产党的坐大，国民党分成两派，一是亲共派，以汪精卫为首，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一是清共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山会议派”，认为“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主张“快刀斩乱麻”反苏、反共513。而这两派之中，亲共派是主旋律的，是正统的，也是官方的。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清理了一部分共产党，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占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对于非正统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加码的排斥与打击，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退让求团结”，拉拢汪精卫，抵制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陈独秀还与汪精卫联合发表了声明，就“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的问题进行辟谣。而此时的汪精卫事实上也并不反共，反而还列席了一天在武汉秘密召开的中共五大，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局势？如何挽救革命。
5月31日，共产国际就中国形势搞了一个“五月紧急指示”，密电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不幸的是，幼稚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竟然将这个密电交给汪精卫看了。正在左右为难的汪精卫终于坚定了“向右转”的决心。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进行武力清党。分共是容易的，但是要甄别出哪些人是共产党人，这却是一个让国民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汪精卫为了“不可使一人漏网”，确定了“宁可枉杀千人”的行动原则，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开始。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这样描述，“罢工者就地被杀头，上海市中心就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破口大骂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阴部。……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左派分子被绑在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又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514到1928年止，有多少共产党人被杀？按照“六大”的“不完全统计”，2.6万。大屠杀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57900人，除了被杀的2.6万，再加上被吓跑了的，叛变了的，大屠杀之后还剩下1万来人。国民党的这次清党，中国共产党的损失是惨重的，然而2.6万名共产党员还只占被国民党杀掉人数的一小部分，那在这次运动中总共有多少人被杀呢？31万。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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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
  
毫无疑问，武力清党是国民党的断臂疗伤。但是自从这次断臂之后，国民党实力大损，性质大变，由一正常人而成“残疾”。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516。即使是积极清党的白崇禧也这样感叹，“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诈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胡汉民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517
统一战线分裂，中国共产党受到严重的打击，虽然说是共产国际一手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重压之下的陈独秀退出中央，由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代结束，后越走越远，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开始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历程。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匆匆忙忙地召开了22个代表参加的“八七会议”。虽然短（只开一天），虽然仓促，虽然人数不足半数，但这是一个转折意义的会议：一是开始重视农民的力量，准备开展土地革命；二是开始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路线方针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是紧密相连的，当前一路线方针出现问题时，批判者就会因适时的批判而替代前人，新的路线会继而代替旧的路线方针发挥作用。
国民党的清党引起了共产党的强烈反弹，八七会议后，“陈教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518。同样是知识分子的28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一反过去软弱的合作态度，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不顾敌人的强大，不计得失地发动全国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6-7月的六大上，鉴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共产国际对“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的强调，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实际上掌握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是与瞿秋白同岁的李立三。李立三与瞿秋白的路线大同小异，在共产党迅速发展了两年之后，趁蒋介石与各派军阀混战之时，同样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然而这次进攻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却给党的发展造成了更加巨大的损失。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赶赴苏联接受批评，反复检查了七年，还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牢。
1931年1月，27岁的王明，在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米夫（1901-1939年，当时也只有30岁）的支持下，快速取得中央领导权，搞了一个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6月，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叛变，王明指派24岁的博古负责中央工作。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仍左右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长达四年。
从1928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一反1927年以前的退让、求和谐状态，燃烧着飞蛾扑火般的激情，不断地在左倾的道路上徘徊，先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继之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再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到碰到他的南墙——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经过一年的激战，左倾的阵地战打法最终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前十五年，两次由高潮跌入低谷，第一次是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由近6万减少至1万，损失80%；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之后，红军和党员数量从原来的30多万，减少至3万多，损失90%。而这两次头破血流的惨痛教训，一次是右倾造成的，一次是“左”倾造成的。
也就是在这两次路线失败之后，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才真正开始主导中国的革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893年毛泽东出生时，清朝还没有灭亡，革命党还没有兴起。
与孙中山相比，毛泽东则显示了更强的革命性，而这种革命性不仅是环境造成的，更有一种骨子里的特质。
毛泽东自幼就不是乖宝宝，敢于跟父亲对着干；上私塾时“厌恶儒学”，偷读禁书519，挑战老师；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书的空白处写了很多“荒谬”、“不通”等批语。
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这使他的叛逆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找到了学术上的归宿感。但是直到1920年他看了《共产党宣言》后，他才真正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真理，当作认识世界的逻辑，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工具。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就已经明确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三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520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来使用的，即使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本”的人，正如孔子之于康有为。
青年毛泽东有许多偶像，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有幸接触到这些偶像，但是偶像们对他这一身份低下的图书管理员却并不待见，甚至有一次胡适竟拒绝回答他的问题。毛泽东的一生是蔑视和反对权威的，而这种蔑视和反对跟这时的际遇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不得而知，后来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打击跟这段生活经历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也不得而知。
事实是毛泽东是永远不会被权威牵着鼻子走的。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之前的毛泽东，“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基本都是因为“背叛”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政策。
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关注农民的，也不注意组织农民运动。但是毛泽东却在湖南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并且写了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并不被别人肯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上层还是国民党上层，因为当时国共统一的思想就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要限制农民的“过分”行动。因为毛泽东与众不同的观点，在党的五大上，毛泽东甚至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同时也被取消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湖南，策划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新组建的工农红军战斗力又差，秋收起义连续受挫，毛泽东也差点没逃掉。在综合衡量之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井冈山地区保存实力。当然，这是违背党中央既定方针的“临阵脱逃”行为，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很恼火，中央要求毛泽东速去长沙“汇报工作”。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主意既定的毛泽东既不攻打长沙，也不去长沙汇报工作，而是带着部队联系王佐、袁文才，当起了“山大王”。拒绝执行党的路线的毛泽东又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撤销了他“八七”会议上才得到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从1928年3月始，党中央派了数名特派员到井冈山，给毛泽东“带来了颇多的批评和指示。”521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去打“硬仗”，然而又数次受挫，造成巨大损失。李立三掌权之后，不断地通过信件，要求毛泽东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并且还命令朱德和毛泽东到上海接受批评，毛泽东则是照常“敷衍”。
1930年，李立三要求彭德怀打长沙，贺龙打武汉，毛泽东打南昌，然而又都失败了。一个月后，李立三要求彭德怀再试一次，毛泽东援助。毛泽东带领部队打了十二天，坚决不干了，带领部队又回到了赣南，继续发展他的红色农村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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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然而李立三不自量力的攻击和毛泽东不可扼制的壮大，还是惹怒了蒋介石，从1930年11月开始，解决了各派军阀不断挑战的蒋介石调集军队开始了对根据地的连续围剿，三次围剿，均告失败，反倒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立三路线”破产后，王明取代了李立三，但仍然奉行以城市为中心的路线。但是1927年之后，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党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而这时的江西瑞金，在毛泽东的精心培育下，红红火火，于是中央向地方靠拢，于1933年1月迁入根据地瑞金。加强了对根据地控制的党中央立刻取消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和朱德成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总指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没有毛泽东参与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毛的军事威望打入了地狱”522，毛泽东又一次落入低谷。
在同样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523但是对于毛泽东个人而言，却又是一次转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且进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事实上，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
当然，毛泽东的这个“头号人物”当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者是张国焘。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放弃川陕苏区才两个多月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服装整齐，兵强马壮”，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国民党半年的围追堵截，只剩下不到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实力决定心态，会师时张国焘的姿态和毛泽东的压力都是可以想见的，同样可以想见的是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头号人物”毛泽东在晚宴时对张国焘显示出来的“若有若无”的反击。原本要去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被张国焘扔了，会师后的红军往哪里去？观点出现了分歧。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主张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而张国焘主张西进，“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为团结张国焘，使其北上，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同意破例从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吸收陈昌浩、周纯全加入政治局。为统一思想，一个月内连开三次政治局会议，做了无数次的说服工作，但分歧并未消除。8月份过草地之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包括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力）突然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南下。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毛泽东对他反复说服仍无效果。中共中央为避免发生红军内部冲突，便率领由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共8000余人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夜间出发，单独北上，1935年10月19日，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
就在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的半个月前，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认为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宣布仿效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然而事与愿违，长期而艰苦的战斗并没有使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建立新根据地，屡屡受挫之后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人。共产国际多次电催，加上中央及左路军内部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人“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张国焘终于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在1936年10月与一方面军会师。很自然的，会师之后的张国焘被剥夺了军权，边缘化了。1938年4月，日子“不好过”的张国焘终于逃离延安，投奔了国民党。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紧接着就开始了，而新的国共合作给毛泽东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整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处于一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来自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是压力下的合作，双方都明白这仅是抗日前提下的有限合作，双方不可能同享未来。蒋介石希望在抗日过程中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则希望通过抗日扼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击。既然国共合作了，任何军事上的行动都变得不再可能，于是国民党在理论上、思想上的围剿就开始了。
国民党在他的五届五中全会524之后，设立精神总动员会，颁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要求以三民主义改造国民精神。5月，蒋介石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提出“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思想上的改造，需要大量的理论宣传，于是大批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进行“适时”的理论研究。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叛变的叶青，在抗战时期成长为一名“三民主义理论家”，在193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总体强调，“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阶级分化明显，是欧洲社会发展之产物，仅仅适合于欧洲”，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而“三民主义是综合中外学说而成，大体说来是中国的民族思想、美国的民主政治、欧洲社会主义之结晶，”因此，“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归根结底，“中国是三民主义底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525
不仅国民党理论宣传如此，一些民主党派也有如此认识。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摆出各种质疑之后提出，“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526
“溶共”在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无形压力。然而国民党的理论指责并不是胡搅蛮缠，并不是简单粗暴地扣帽子、打棍子，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回应这种批判，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一个能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与三民主义抗衡，并在理论上、实践上战胜三民主义。而这个理论，必须是旗帜性的，没有这面旗帜，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当然，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也不能成为毛泽东。
给毛泽东带来压力的，除了党外，还有党内的。遵义会议之后，虽然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中央的“头号人物”，但是其地位是不稳固的，也会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挑战。
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直接批评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看了些《孙子兵法》”527。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的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理论的起点上是低的，只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两次去北京时接触了一点马列主义，后来再也没有时间学习。一直忙于群众工作和各种各样的革命行动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像个学者一样有时间、精力和心情坐下来好好研究《资本论》的。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只是间接的、零碎的。1932年，毛泽东第二次被迫离开中央，被王明安排在长汀休养，这时的毛泽东才真正发奋要去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1957年回忆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528
两年之后的毛泽东是否还那么热爱马列主义呢？我们从点滴的材料里似乎能够看出一点点，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这样说，“在他私人的小包袱里总装着雨伞和书。里面的东西不断地更换，《水浒传》却是一直带在他身边。没有材料表明，毛在长征时带了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529
当然，毛泽东是爱读书的，也是有理论水平的，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起莫斯科中山大学科班出身，同时在作报告时又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条理清晰的“活马列主义”王明，却又明显稍逊一筹。
事实已经证明，看过一些《孙子兵法》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王明所不能比的，但问题是1937年时，统一战线建立了，对蒋的斗争中作战指挥能力的重要性下降了，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提升了。而正在这个时候，王明回国了，并且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来的，俨然“钦差大臣”。1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十二月会议），会议的第一天王明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指示”加上王明的“口才”，新方针受到“一致拥戴”，会议上毛泽东虽然也做了一定的辩白，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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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9-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合影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当毛泽东的既定思想路线被抛弃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被孤立，走向落寞。“命令出不了窑洞”530的毛泽东再一次韬光养晦531。半年之后的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1938年8月，王稼祥自苏联回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532的口信——“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下好了，有了“太上皇”的肯定，毛泽东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避免离开中国的特点抽象地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对王明路线的否定。
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掌控中央，此后其地位再也没有动摇过。王明开始出任众多闲职，1941年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整风中受到批判，解放后，数次请假去苏联治病，1956年最后一次去苏联治病之后，长期留居苏联，再也不回国内。在苏联写了大量的东西，直到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无论是消除王明的影响，还是要反击蒋介石的“溶共”，毛泽东都必须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建，高举自己理论的大旗，而这同样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1939年12月毛泽东写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个崭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也开始树立。
但这是主张“以党建国”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所不愿意看到的，1940年6月13日，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了查禁令，电文如下：
重庆新闻检查局公鉴：某党发表之“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违背国策，应予查禁；该文内容异常荒谬，某党于此抗战形势更于我有利之时，提出此种荒谬之名词，其必发动党内及同情该党之报章杂志作普遍之宣传亦为意料中事，请各级审查机关审查原稿时应切实注意，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予以检扣或删削补送外，用特电请查照饬属，切实注意办理为荷。国民党的理论封锁，并不影响对毛泽东狂热崇拜的出现。毛的画像开始出现，公共场所也可以经常看到他的题词手迹，到四十年代中期，“得到被毛接见的传唤成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卫兵拿着带有刺刀的枪站在他的门边，忙乱的工作人员让毛与来访者保持很大的距离。毛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窑洞中去。”533毛泽东的形象逐渐高大，成为一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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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茶叶的苦力四川1908

把“硬石”抬高一点
1872年，美国公理会派了一个27岁的传教士来华传教，此人名叫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取了个中文名叫明恩溥。史密斯1926年才返回美国，在华生活整整五十四年，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热爱中国。1906年，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建立都有他的功劳。
作为一个中国通，明恩溥一生有十多部著作都是关于中国的，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是轰动一时，并对后世有着较大影响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明恩溥归纳了中国人的二十多种性格特征，其中第15、16、17、18章分别叫“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和“知足常乐”534，在这里，他着重写了中国人性格中忍与韧的特质，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至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
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流浪，而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总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个开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
但我们必须相信，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多得装不下的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
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他们有能力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么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无法在一起，他们会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直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得不到救济，难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千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较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泥土还非常烂，耕畜无法耕犁的时候，在泥土中挖开长长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裂隙中熟练地播下一些麦种；于是又重新上路，乞讨为生，直到收割时才回来。
史密斯的观察是细致而深刻的，在中国文化中，“忍”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而且能转化为成圣为王之道，无论是个人成败还是国家兴亡，无不讲一个“忍”字。
在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忍”不仅被认同，而且内化成人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正因为此，有人将中国的“忍”文化与欧洲的“罪”文化相并提。
1306年，在蒙古人统治中国已经三十多年的时候，杭州人吴亮汇集历代名人有关“忍”的言论和历史上的人物、事例汇编成一部书，叫《忍经》。无独有偶，1310年，又有一个叫许名奎的人写成了《劝忍百箴》四卷，成为中国古代“忍学”的两大系统著述。
中国人讲忍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手段层面，是为忍术。孔子讲，“小不忍，则乱大谋。”535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的。《增广贤文》讲，“忍之忍之再忍之，忍到忍无可忍之时再忍一次，当能绝路逢生，转祸为福”，也是从这个层面上讲的。当人们在对别人进行教育时，也大多是从手段这一层面上讲的。“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审时度势，忍而后得，它要求人们因更大的图谋而暂时放弃，这方面的经典故事很多：韩信忍胯下之辱而终于封王拜将；勾践卧薪尝胆而以三千越甲吞吴；张良圯上取履终有封侯之荣；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忍”不仅是一种自利的手段，还是一种惩罚的手段，最经典的论据就是“寒山问拾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第二个是道德层面，是为境界。忍为形声字，心上一把刀，表现了某种坚定的意志和危难时的从容，因此，它应该是一种较高的人生修养境界。《易经·损卦》说，“君子以惩忿窒欲”，就是说有道德的人自己能抑制愤怒、控制情欲；《尚书》中记，“周公戒周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又曰：‘不啻不敢含怒。’又曰：‘宽绰其心。’”意思是说周公告诫周成王，“小人怨恨你，骂你，你自己应当加强修养，不要计较他们，不只是不敢发怒，是放宽自己的心胸。”孔子说，“君子无所争”，意思是说，君子处事谨慎不与人相争；《广雅·释言》也说，“容忍仁也，强忍义也。”这所有的表述都强调，人应该把“忍”当作一种道德境界去追求，而不应该逞一时之气。
中国人是能忍的，这一点不光明恩溥看得很清楚，鲁迅看得也清楚，他说，“国人倘能给他们做牛马的机会，他们便知足了”；林语堂也在其《吾国吾民》中谈到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中“有耐性、淡泊、一团和气、知足”等特点；留辫子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也说，“借用一个动物学的述评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将真正的中国人称之为被驯化了的动物”，他用“温良”一词来概括中国人这一特点，虽然他一再强调“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536
无论如何，忍在本质上是弱势方无耐的选择。在强弱势力博弈的过程中，弱势的一方要想改变这一形势对比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一代价可能是惨重的，因为他反对的本就是强势的一方，以弱对强，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温良”的中国人总是会选择忍。但是，中国人的忍让也是有限度的，主张“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孔子也有“是可忍，孰不可忍”537的时候。之所以忍无可忍，说到底，这都是逼的，并且是逼得太狠了。
从社会学角度衡量，忍是一种社会的平衡，强者与弱者之间，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都有一个进退的空间，弱势方的忍让容易挑起强势方欲望的膨胀，而由此导致弱势方的退让空间越来越有限，直至触及底线，这个底线，西方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吴思称之为“谷底的硬石”538。
当底线达到了的时候，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于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逼上梁山”的故事再次发生。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谷底的硬石在哪儿？
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判定，既存在于弱势方的心理承受力上，也存在于强弱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对未来的预期上。因此，对于不同的人，“谷底硬石”存在的高度是不同的。孔子是重礼于生命的，他“不可忍”的事情在平民百姓那里则算不得什么，普通百姓忍无可忍的边界比孔子要低得多，要实际得多。
而就一个社会而言，谷底的硬石却是存在的，当社会整体的压力过大，产生一个能够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力量时，谷底的硬石就在那里。但这只能是事后的判定。事前，没人能够把握，不仅是强势方，连弱势一方也是这样。因为人们的感受是主观的，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自身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改变谷底硬石的位置。通常情况下，强势方需要把硬石按到下面去，而叛乱的制造者则需要把硬石搬到上面来。当然，方法是多样的，例如刘邦可以拿一条白蛇做文章，张角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归根结底都是在努力抬高“石头”的位置，尽快实现弱势方的忍无可忍。
1945年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抽空去看望了国民党内一向反共的陈立夫，“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讲到后来的国共分手。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听毛泽东这么调侃，陈立夫“窘迫无以措词”。539
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光辉成就时，也总是强调自己是在被逼上梁山的540。
任何人在为自己的行为选择寻找理由时都喜欢说自己是被迫的，以强调这一行为选择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原本打算“做一个教员”541的毛泽东为什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说是因为毛泽东同孔子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毛泽东同林冲一样是被“逼上梁山”的，则多少带有矫情的味道。
中国共产党是否是被“逼上梁山”的？如果仅从1926年《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的内容来看，站在任何一个强势方的立场想一下，“清党”是必须的选择，“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谁逼谁的问题。当然，“四一二”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则毫无疑问是被“逼上梁山”了。
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共产党，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推翻蒋家王朝，要想解放广大劳苦大众，实现社会主义，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必须要有所依靠。依靠谁？当然是依靠他想要解放的最底层的贫雇农们。为什么要依靠他们，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上最大多数的群体，拥有着最强大的力量；二是因为他们是最一无所有的，因而也是最需要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什么要和你站在一块呢？为什么要成为你的靠山呢？为什么要跟你对抗政府呢？上述的两个原因，仅仅是理论上的，现实的逻辑却是强大的力量并不一定要发挥，剥削和压迫也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的自觉。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民是不知道马克思的，也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知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只知道“切身的”利益，跟共产党闹革命会给自己带来切身的利益吗？他们不确定。另外，农民也不知道剩余价值，不知道剥削，也不知道民主和平等，他们只知道农忙时给地主打短工至少可以使自己吃得更好，并且可以补贴家用，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按部就班的，上一代就是这么过的，正如亚瑟·亨·史密斯所说的“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默默地忍受”。尤其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词语，也并没有一个光辉的正面的形象，长期的战乱，也使老百姓讨厌军队和战争。
中国共产党要完成领导革命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对群众的改造与教育：
第一，让群众明白，他们是受剥削者，是受压迫者，他们应该起来革命。
第二，让群众相信，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跟着共产党一定会过上美好生活。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做群众工作”，其重点是宣传教育，实现人们的观念认同和价值认同。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1927年12月在攻打茶陵之后，他就明确规定了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向群众做宣传。”要求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1928年10月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专门就“宣传问题”作出规定，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强调“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
1929年初，当红军计划向赣南闽西转移时，宣传机构进一步细化，成立了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为主任，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股和妇女组，专门负责沿途的群众宣传工作。
为什么要做好宣传工作？毛泽东在1929年的一段讲话说得很清楚，“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的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542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尽述，有几种宣传方式是最常用的：
1.标语口号。这是红军最常用的方式，红军过后，到处可以见到留下的标语口号，有的是政策宣传，有的是动员，有的很直白，如“拥护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有的很有煽动性，如“打土豪、分田地”，直到现在，这种方式我们仍然在大量使用。而这些随处可见的标语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543
2.群众大会。群众大会是对群众进行集中教育的最好方式，也是爱热闹的中国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在动员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诉苦、公审、演戏、演讲等多种方式宣传党的宗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启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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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标语
  
3.歌曲民谣。歌曲民谣在农村是喜闻乐见，极易传播的，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农民起义进行造势的最常见的方式，于是教唱和传诵红歌也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最重要的方法。流传下来的红色歌谣很多，如：“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同往常年；工农革命军来了，又分谷子又分田。”“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死了要埋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是无与伦比的，无处不在，因陋就简，通俗易懂，而又激情四射，即使是艰苦“逃亡”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也把它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成功，就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成功。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信中说：“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544。
中国共产党正是利用这种强大的宣传，抬高了那块“谷底的硬石”，使老妇都能自觉地送子参军，不仅送了大儿子，还可能再送去小儿子。
事实上，任何一次起义，组织者都会努力去做好宣传工作的，太平军的“讲道理”也是无处不用，无时不用的，但太平军所做的宣传工作“即在贼中之人，闻之亦不复信也”。说到底，宣传工作的成功与否，根本不在于方式如何，而在于其宣传内容的“质量”。

第七章 走进新时代
我曾与这样一些人共事过，他们有自己重要的生活目标，这要求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这种目标。成功一旦获得，他们就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因为在达到目标后，他们没有得到期望得到的东西。约瑟夫·坎贝尔说这种情况是“爬到梯子顶上才发现梯子靠错了墙”。
——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

打土豪分田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迁驻北平，在西苑机场，北平各界群众、各民主党派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广场上30万人欢声雷动，群情激昂。阅兵式后，“数万群众狂欢直到深夜”。545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靠的是什么？
靠的不是战略，不是武装斗争，归根结底一句话：靠的是农民的支持。
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一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546”
冷兵器时代，人数是决定胜利的主要因素，整个人类战争史，围绕两个中心进行，一是抢人，二是掠地。
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第一相”——管子就强调，“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547“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548正因为如此，管子才设“掌媒”、“掌幼”、“掌孤”之官，督促婚配，奖励生育及抚育孤儿。
整个一部《三国演义》，其主要内容就是勾心斗角，其根本目的就是夺人抢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国早已脱离了冷兵器时代，但是人仍然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从职业性质上分，旧中国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在农村，谁能争取到农民，谁就有取之不尽的兵源，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如何才能“赢得农民的支持”，不是光靠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做到的。
农民是不认得马克思的，也不想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很重视现实利益的一个群体，他们为什么跟共产党走，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是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系统与深刻，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549二千七百年前的管子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则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它。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550
除了现实的利益，那就是对未来利益的期望，只要给农民一定的利益，并且让农民相信共产党能给他们更大的利益，那么他一定会跟共产党走。
农民的利益是什么？
在那个时期，最突出也是最根本的就一条，土地。什么叫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那个时候就是让农民能分到自己的田地，这就是最现实的体现。
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人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沦为债务奴隶。因为土地如此重要，所以，它不仅是农民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农民形象地称它为“命根子”。
然而，“万恶的旧社会”，“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70%-80%，而占有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农村土地的20%-30%。”无地农民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般情况下，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要占到租种土地产量的50%，在土地集中地区可高达70%-80%。”据估计，解放前农民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地租高达600亿斤至700亿斤粮食，551这是一种因生产资料占有份额不同而加到贫雇农身上的沉重负担，这是所有的农民都希望扔掉的包袱。如何甩掉它，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此，在“万恶的旧社会”，无论穷人沦为贫农、佃农、雇农或者流民的原因是什么，这部分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安身立命的土地。因此，谁能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紧接着就对斯诺说，“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552
如何解决农民所需要的土地问题，最直白、最简单的表述就是“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使用了这一标语。但是随即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却并没有像标语写得那样令人激动，因为其第一条就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看着富人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的确是一件让穷人开心的事，但是却并不讨农民喜欢，不仅本来有地的农民不喜欢，原来没地的农民也不喜欢。农民是讲求自利的，共产主义的耕作方式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因此，“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的做法，是纯粹吃力不讨好的，虽然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了，但是并没有分给穷人，也不允许买卖，那感觉跟租种地主的土地没什么两样。
黄世仁打倒了，杨白劳却并没有获得黄世仁的财产，穷人的积极性是无法调动的。随即，《井冈山土地法》被《兴国土地法》所代替。
1929年4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主持制定土地法，就是《兴国土地法》。较之《井冈山土地法》，内容上有两点重要的变更，一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二是“把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改为“随即分配于贫农”。
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实施：
第一步：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第二步：发动群众清查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第三步：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兴国土地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政治上的翻身使得他们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
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后，两件事情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件，努力生产，以使自己的日子尽快好起来；第二件，积极参军参战，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努力生产使得工农红军有了经济支持，积极参军使得红军有了充足的后备兵员，正因为《兴国土地法》的实施，千千万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入红军，舍生忘死地跟着共产党去战斗。据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了800名农民入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农民就达3万多人。
参军人员的数量有待考证，但是一个真实的战例却切切实实地体现了《兴国土地法》的巨大威力。
1929年10月，中国正处于白色恐怖的低潮，为鼓舞人心，扭转被动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攻打吉安。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动员吉安周围50里内的群众配合地方红军包围吉安城。一年当中，连续攻打了九次，屡挫屡战，攻打吉安人数由30万发展到80万。为什么群众敢于用劣质装备去攻打“大城市”？是什么让地方群众敢于拎着柴刀，扛着门板去支援红军？就是因为共产党喊出了“要消灭豪绅地主就要打到吉安去”、“要安居乐业就要打到吉安去”的口号。在第二次攻打吉安时，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一要分二要快”，事实上就是“快分”。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会不怕死地九次攻打吉安？这种激情和觉悟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它的动力源就在于“快分”上。攻打吉安的胜利，其实就是《兴国土地法》的胜利。
农民是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在现实的工作中，必须要正视农民的这种“层次”。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553
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5543月底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就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了上述“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
正是由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开展，国共分裂后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那些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迅速发展出13块革命根据地，分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红军力量也迅速增加到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达到10万人。
1937年国共合作之后，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相对缓和的政策，在以减租减息降低农民负担的同时，也肯定了富农和地主的抗日要求，既获取了根据地农民的支持，又避免了激烈的阶层动荡。
1946年，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为了获得农民更坚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再一次调整得相对激进。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总共16条：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三条，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第四条，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因此而受益的广大贫苦百姓，如何能不拥护中国共产党？分到了土地的农民，为了保卫既得果实，踊跃参军或者积极支前，成了解放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强大后盾。正因为此，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在1950年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555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大家都记住了这个日子，感觉一夜之间，中国旧貌换新颜。事实上，这仅是一个具有仪式象征意义的日子。大家知道，一个社会的改变靠的不是仪式，而主要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它们却不是通过一个仪式就可以解决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经完成了土改，但在华东、华南、西南等广大新解放区，农民的土地愿望还没有实现，而这涉及到大约3.1亿人口556。为巩固新生政权，满足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从1950年开始，在新解放区继续实施土地改革政策。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土改”。
一下子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大工程，“是历史上没有过的”557，为了搞好这次土地改革，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共6章40条，其中心思想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也都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
第一步：发动群众558。各地土改工作队通过“扎根”、“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找“根子”559，培养积极分子，通过“串连”、上课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
第二步：划分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垮他们的威风，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封家”、揭发、批斗，认罪、没收其五大财产（粮食、土地、房屋、耕畜、农具）。
第三步：分配土地。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
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改变了世界，现实正如R.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所说的那样，“土改，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发抖，有的人则欣喜若狂。”560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
有人获益，自然有人受损，有剥夺，必然有反抗561。在狂飙猛进的土改运动中，伴随着贫雇农的欢天喜地，“地主”群体的厄运也随之开始。由于实施和批准层级过低，各地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大化和随意化现象。在土改运动中，地主由于抵制土改而遭到惩处甚至枪决的事件常有发生，在土改运动中究竟处决了多少地主，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官方数字，总之，反抗是激烈的，镇压是残酷的。随着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罚没，“地主”这一群体在中国被彻底消灭。
土改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受益农民的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郭长兴说，“分到土地的农民抱着土啊，就上坟跟他父母说：爸呀、娘啊咱分了地了啊，多少辈子都没有地呀，咱们这回有地了。”562
截至1952年底，大陆除新疆、西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沉重的地租负担。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农民还分得耕畜297万头，农具3954万件，房屋3807万间，粮食105亿斤”。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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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地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土改”，以大多数农民受益的结局，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
“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的农民开始以极高的生产热情，来积极回应新生政权：“仅湖南省1950年冬即动工挖建水塘98000余个，修堤坝22500座，渠沟4139公里，山圳1940条，受益田亩750万亩。……1951年，华东地区农民普遍提早春耕，并比往年多耕一遍，施肥量一般增加二三成。由于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添牛买马，精耕细作，粮食产量不断增加，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4363万吨，比1949年增长26.9%。”564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8.4%，年均增长14.1%565。这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

中国的土地国有化浪潮
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终于可以不再向地主交租子了，农民的喜悦之情可以想见，农民对未来的期盼可以想见。
我们希望，土改完成了，每户农民都能在自己的努力下过上幸福生活，但是事实的发展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美好，大多数农民是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的。
问题出在哪里呢？
第一，土地是可以平均分配的，但是耕畜、农具却无法平均分配。由于数量的限制，并不是每户农民都有相应的耕畜和农具，这就增加了部分农户耕作的困难，无耕畜和农具的农户根本就无法耕种。
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勤劳朴实的，有一部分本来就是社会的流民，长期讨饭过生活，这些人农业种植的经验和能力是相对欠缺的，自己耕作可能会使得他们的生活比原来更糟。
第三，有些劳动量大的农业生产活动（如修塘、筑堰等）非一家一户力所能及。
如何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
农户自然有其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劳动互助。我们有些人总是觉得劳动互助是由社会主义者发明的，其实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中国农民在千百年来就已经形成的生产习惯。中国农村，血源纽带的作用相对比较强，在一个自然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家族系统里，并且跟其他家庭存在着或亲或疏的亲戚关系、或远或近的邻里关系。大部分农民家庭，或没有耕畜与农具，或耕畜与农具不齐全，或缺乏劳动力，或者限于某项技术，仅靠一家一户不能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不得不依靠互助互济来解决某时某事的困难，所以在农业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中，相互的帮助是必须的，越是贫困的农户，相互帮助的要求越强烈。
1952年4月29日的《长江日报》有一篇《考察长沙衡阳两专区农业互助后的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据解放后对长沙县西薮乡4个大组562户的调查，在解放前参加对工组（也即劳动互助）的有211户（占总户数36%），而贫农151户中，即有142户参加对工（占贫农户94%）”。史敬棠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中也有这样一段表述：“据14个乡的调查，说明粤东、粤北、粤中各地农村中旧有的互助习惯是比较发达的。比较发达的地区是粤北和粤东，如曲江民主乡解放前农民之间实行互助者约占总户数的80%，龙川乡占90%，揭阳的南河、蓝西2乡占80%以上。中山沙田地区如港口新胜村的互助习惯也比较发达，约占70%，比较差的民田地区也占一定的比例数，如上栅、雍陌2乡，参加互助的农民约占总户数的50%。”566
在商品化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的相互帮扶是必须的，也是农民自发的。这种自发的互助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是私有的；第二，相互帮助是自愿的，互利的，无任何外在压力与约束；第三，收获产品是私有的。这种无固定形式，无一定规则，带有极大随意性和人情味的农业生产互助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发现了这种互助组里的社会主义成分，并开始努力推动这种互助劳动走向常态化、制度化、社会主义化。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意利用这种形式，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倡导、鼓励、扶助个体农民建立形式多样的劳动互助组织。
于是，伴随着土改的完成，互助组开始走上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在利用、改造农民旧式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起步的，但是它与旧式互助相比，还是表现了几个明显的不同：
第一，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这种互助组的自愿互利性，但是由于政府明确的支持态度，使得它不再是农民的自发组织，而变成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村最基层组织，部分互助组还有生产和学习计划。
第二，突破了仅在亲朋好友之间实行互助的界限，扩大了互助的范围，使人情味浓厚的互帮互助变成了一种外在压力与约束力的社会合作，这使互助本身变得敏感而程式化。
第三，由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变成常年的、固定的互助，由单一的农业生产互助发展为农副业相结合的综合的互助组织。
第四，具体的运作方式开始规范化，管理上开始计工算账，增加了交换观念，减弱了帮扶感觉。
互助组的推广为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组合，推动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7年1月1日，经济学家于光远给上级机关写了一份名叫《一年来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土地改革之后，“富裕中农，特别中农大量增加；贫农减少，赤贫绝迹。”并列了一串数字，“太岳长子县六个村，地主全数转入自己劳动，富裕中农由37户增至55户，中农由464户增至950户，贫农由638户减至389户，赤贫由189户减至7户。”“这六个村1401户中中农和富裕中农占了1005户，占总户数的71.7%。”567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鲁言写的《三年来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也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自然也得到了改善。在许多地区，中农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已由过去的20%左右发展到80%左右，贫雇农则由70%减少到10%或20%，而且逐年减少。”568
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1950年7月初，山西省农业厅厅长武光汤带领了一个考察组到山西武乡县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考察，于8月25日写出了上报华北局的《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报告中“发现了许多在土地改革三年569以后所发生的新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农村阶级已开始有了新的分化”。
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主要是靠土地，土改使每个人都拥有了相同的土地，使他们成了同样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他们是平等的。但是分到土地并不等于他们就能打理好自己的土地，因缺乏积蓄、力量单薄、疾病灾害等原因，部分翻身不久的农民就开始买卖土地。“1948和1949两年，6个村出卖土地的户数，共为139户，占总户数的11.8%，共出卖土地410亩，占总亩数的2.28%。”这其中，“有50户（占总户数4.32%），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被迫出卖土地151.9亩（占全部出卖土地的37.1%）。这就是说，在两年内，这6个村中已有4.32%的农户，因生产生活困难，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已把土地全部卖出，出外流浪。”
伴随着土地出卖的必然是土地的集中问题，报告中说，“从生产方式上看，富农虽还很少，但土地已开始集中。韩壁全村214户中，已有8户上升为富裕中农。土河坪魏兰山家有9口人，72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1倍），1头牛、2头骡、80只羊。雇3个羊工，自己有3个整劳力，去年雇佣一个半长工，今年雇半个长工。另有地约12亩，靠互助组种。他家有房32间，窑2眼，存粮100石。土河申中秀家有5口人，60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2倍。申步年家8口人，有60亩地。刘怀珍家3口人，有22亩地，超过该村平均数1倍。”最后报告总结说，“武乡土地是经过大体上平分的，很短时间内能集中2倍或3倍的土地，不能说是很慢的。”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互助组“相当普遍地呈现着消沉解体倾向”。互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不足，需要合作完成生产工作，一旦个体农户能够独立完成生产活动，互助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土改之后，一部分农民由于劳动力强、有畜力、有手艺、会做买卖、开作坊，致富速度比较快，开始购买了耕畜和农具，具备了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完成农业生产过程的条件，这时他们不再愿意受互助组的约束，认为把他们编在互助组是为了“拉帮穷人”，让他们“等一等”，于是开始消极对待互助活动，并要求退出互助组。报告中说，“根据6个典型村调查，及县委对于另6个村127个互助组的研究，与34个村728个互助组的情况看来，除少数先进村的若干互助组外，大部互助组由于生产恢复，农民生产条件逐渐具备，生产困难减少，……相当普遍地呈现着消沉解体的倾向。互助组的形式虽然还照旧存在，但组员思想涣散，劲头不大，甚至实际上各干各的。这种情形相当普遍。农民反映近几年来是‘生产一年比一年好，组织起来却一年不如一年’。”具体是因为什么消沉的？是怎样消沉的？报告还分别选了两个“先进村”和“落后村”做了比较说明。
山西武乡农村土改后出现的问题是不是普遍性的，通过报告发表的报纸层次和前面的编者按可以知道。《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原文发表于1950年10月9日的《人民日报》，其前面的“编者按”说明了发表这篇报告的理由：“华北所有老解放区所经历的路程与武乡大体相似，可能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各省委如果仿照山西省委的办法，组织一些强有力的考察组到农村去考察一番，一定都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进一步改进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为华北农民进一步的富裕而奋斗，这是很必要的。”570
然而武乡问题的普遍性并不局限于华北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同样如此，事实上，农村的土地买卖情况在合作化运动之前就没有停止过。据中共山西省忻县地委对该地区143个村调查，在1949-1952年的三年间，平均每年出卖土地的农户占总户数的4.8%，出卖土地占耕地总数的1.4%；另据国家统计局对23个省15432户农户调查，1954年出卖土地数占土地总数的0.33%。571
随着土地的集中，互助中的换工行为也开始为雇工所代替。据国家统计局对22个省15292户农家调查，1954年，被调查的357户富农家庭有77%的户雇工，平均每户雇入79个劳动日，有41%的户出雇劳力，平均每户出雇12个劳动日。572
无论是土地集中，还是雇佣劳动，都是中国共产党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就是要消灭土地集中与雇佣劳动，因为这是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
但问题是，这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却并不是农民个体的理想。上述大量数据显示的不仅是现实，而且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是现实的，当经济条件窘迫、生产能力不足时，他们需要帮助，需要礼尚往来；但是当他们一旦拥有足够的能量时，他们也会去剥削、去控制其他人，利用资源与能力的优势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573。归根结底，无论穷富，人们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通过最大化的利润追求去加快自己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地主不是“恶”的代名词，农民希望成为地主，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的愿望。1954年03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有这样一段表述：“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随之增长，少数农民积存了一些粮食或其他副业收入后，就逐渐开始了囤粮、雇工、放高利贷和兼营商业等等资本主义活动。广西省容县专区一个县城内，有九十一个坐商是由农民改业的。江苏省一个民兵队长订了个一百字的‘五年计划’，打算三年做富农，五年当地主。另一个村干部的‘五年计划’是：先囤粮放债，再盖房买田，由贫农变成富农。”
农民的自发的愿望和我们革命的目标产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扼制这一不良趋势的发展？
首先发现问题的山西省委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向上级递交了一份报告，《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中所要讲述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
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地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从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这也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说富农方向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一问题，我们是很注意的。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如何引导呢？山西省委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征集公积金，增加公共积累；第二，加大按劳分配比重。当然这是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山西省委不能决定，只能“上述意见，妥否？望示。”
山西省委的报告递到华北局，5月4日，以薄一波为书记、刘澜涛为副书记的华北局给了批复，全文如下：
山西省委并报中央：
《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已阅，你们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你们提出：
一、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地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你省有相当数量地区的互助组需要提高和巩固，但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
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只能试办几个作为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即便试办，也要出于群众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我们同意长治地委试办七个，但这七个是否出于群众自愿，请你们加以检查。
三、另据武光汤同志估计，山西全省参加互助的农户达百分之五十五（不包括临时小型互助），是否过高；即便如此，亦还有近一半农户未组织起来，因此，以山西全省来说，仍应把进一步组织起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注意。详由出席此间互助组会议诸同志面达，你们研究讨论后的意见望告。
华北局
五月四日
刘少奇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听了薄一波的汇报，1951年7月3日，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出批示，全文如下：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刘少奇
七月三日
批复的同时，刘少奇还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个批语：“五号下午二时，马列学院一班来春藕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7月5日，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一班学生讲课时，又强调说：“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574
如何实现农业集体化，刘少奇后来在修改华北局向中央作的《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解决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575
毛泽东在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批语后，对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说：“我不能支持你们，我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576
峰回路转，被批了好几个月的山西省委获得了中国numberone的支持，同时又一次改变了中国五亿农民的命运。
一切从“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开始。
1951年9月9日，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这个总共十三条的决议草案，中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三条：
第一条：“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地过渡到集体经济的道路”。
第二条：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第三种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有领导地大量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种形式”，“有领导地逐步地推广第二种形式”，“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
第三条：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右倾的“消极的态度”，“放任自流”；一种是左倾的“急躁的态度”，“强迫命令”。政府要做好“典型示范”，采取各种办法“援助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并“加强党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政治工作，建立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
实质上就一条，“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为落实好这一《决议（草案）》，毛泽东还专门写个了通知：“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577
于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创办互助组的运动于1952年正式启动。政务院（即国务院）在《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应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应推广常年定型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在群众互助经验丰富而又有较强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要求，“老解放区要在今明两年把农村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新区要争取三年左右完成这一任务。”578
1952年，为推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中国共产党做了两个件：第一件，带了一帮农业劳动模范到苏联参观了三个多月，让他们亲身感受了一下集体农庄的好处，并在11月——中苏友好月对苏联集体化农业的好处作了广泛的宣传579；第二件，整党，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提高党员觉悟，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处理“消极分子”与“落后分子”。
一扶一批，一抑一扬，形势非常明朗，所有领导干部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余个。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正式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于1951年12月所发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过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执行。至此，农业互助合作化在全国进入了全面实行阶段。
建立在土地私有基础之上的互助合作无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也使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但是1953年密切联系的两件事开始动摇毛泽东对土地私有化的认识。
第一件事就是粮荒。从1949年到1953年，全国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按理说这种粮食的增长是超过人口增长的需要的，社会不应该出现缺粮问题。但是从1953年的春天开始，城市突然出现商品粮短缺的状况，“到7月以后，全国粮食问题更趋严重”580，北京天津甚至出现粮食不够供应的情况。增长出来的粮食哪里去了呢？原来市场上的粮食哪里去了呢？
土改之前，农民每年交给地主600-700亿斤的地租，地主是吃不完的，这部分粮食绝大部分就商品化了，供应了城市的需要。但是土改完成了，这部分粮食就分散到了农户手里，一部分提高生活所用，一部分则被饿怕了的农民囤起来了，并没有形成商品化，这就直接造成了城市粮食的短缺，当时的缺额431亿斤。城市缺粮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影响工业发展的大局。如何让农民交出这部分粮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1953年是以工业化为主的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在国家发展与农民利益的矛盾比较中，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陈云提出“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581农村开始实行粮食征购，强制性地要求农民把余粮低价卖给国家。
逼着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这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剥夺”，造成了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感，同时也引起了“农民问题专家”的“批评”，于是紧接着发生了第二件事。
1953年9月11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上，梁漱溟582就“农民问题”有一段发言：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这一段话惹怒了毛泽东，把梁漱溟骂了个狗血喷头。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毛泽东直接把经济矛盾上升为“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统购统销”正式实行。决议指出：统购统销“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583
分配方式改变了，生产方式就必须要改变。“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了人民公社的发展。
1953年10月26日—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了两次话。
第一次是在10月15号，主要内容摘抄如下：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
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
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第二次是在会议即将结束的11月4日，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
“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
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
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584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重心由互助组转向合作社。而由这次会议所形成的《第二个互助合作决议》也明确改名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于12月16日被中央审议通过。
决议中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强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十大优越性；第二，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数字。
从此以后，互助组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合作社。
合作社分为两种，一种是初级社，一种是高级社。所谓初级社，是指社员将土地作价入股，统一经营，耕畜与大中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归合作社统一使用，社员参加社内劳动，初级社的总收入，在扣除当年生产费用、税金、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所余部分分给社员，作为社员的劳动报酬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报酬。
所谓高级社，社员私有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私有的耕畜、大中型农机具则按合理价格由社收买，成为集体财产。社员参加社内劳动，总收入在扣除税金、生产费、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剩余部分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
其实在操作过程中，无论是在生产组织还是粮食分配方面，初级社和高级社都没有区别，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是否公有，而这也仅只是法理上的，概念上的。
合作化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设想啊！一切都有组织去操心，自己只需要享受劳动的快乐和消费的快乐就行了。按“理”说，人们应该是趋之若鹜的，但是情况可能与理想有些差距，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是不尽如人意的。1950年，我国只有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初级社18个，高级社1个。1951年底发展到130个，其中初级社129个，高级社还是1个。到1953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5万个，其中初级社1.5万个，高级社15个。但是在这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就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1954年，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1.4万多个，而高级社只有200个。
1955年6月，毛泽东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有个谈话，就1956年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交流一下意见，毛泽东的意见是，在65万个现有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即130万个，而邓子恢的意见是翻半番，坚持100万个。这一下又惹怒了毛泽东。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585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又做了一个《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讲话很长，分五个部分，但其中一段话是“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586
随着邓子恢的被批“右倾”，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大量的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许多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直接并入高级社。一年以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土地归公，生活资料归公，从此农民跨上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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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农业合作社数量变化列表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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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百年中国的一大梦想——民族独立。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588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新中国抬头挺胸，一举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心理阴影。
民族独立后的新中国，必须要实现他的下一步目标——国家富强，然而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战役。百年战争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何在这个废墟上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这不是一个比争取民族独立更轻的任务。
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只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而且这个榜样还做得挺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苏联，在国家建设方面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得它免受1929-1933那次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它很快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为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切现象和数据表明，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和推崇的典范。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答案非常明确：“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589
苏联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现实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为斯大林祝70大寿。
1950年2月14日，在这个浪漫的情人节，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三个条约，确定苏联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同时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或改建91个企业。
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又于10月12日签订议定书，再援建15项工业企业。
1955年，又增加援建项目16个，另加口头商定项目2个，前后中苏商定的项目共计174项，后经过反复核查调整，最终确定为154项，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因为计划公布的156项在先，所以一般称“156项工程”。
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五”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按常理，“一五”计划的出台应该在1952年，事实上，“一五”计划在1955年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一五”计划的编制，由周恩来、陈云主持，早在1951年就开始着手，先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才基本定稿，共11章，约11万余字。
“一五”计划的修订，是伴随着苏联援建项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事实上，“一五”计划主要就是集中力量进行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我们讲“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是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全部是重工业密切相关的。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且被当作国家独立的重要支撑。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5901953年9月16日，毛泽东把梁漱冥骂了个狗血喷头，为什么他这么反感？其中有重要的一句话：“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是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591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工业化的发展，必须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大量的工人（1952年非农业人口8300万，1954年9800万，1957年10600万592），二是需要大量的设备。这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吃的问题，二是钱的问题。吃的问题从农民那里来，钱的问题从哪里来？贷款？苏联的3亿美元，杯水车薪，有钱的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的工业化，它的资金也必须是从农民那里来，领导层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清楚。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593
农业如何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一是“直接的农业税”，二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594
第一条对于“交皇粮”已经习惯了数千年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新中国的农业税比“十一而税”的税率要高很多，但是相对于地主的50%以上的地租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仅靠农业税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太不够了，必须还要实现农民余粮的商品化。于是就必须要实现第二条，然而问题就出在第二条。当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满足之后（或通过自己购买解决或通过互助组解决），他们不再有把粮食商品化的需求，越是出现灾荒，市场越是缺粮，农民越是屯粮。
如何才能把农民的粮食从农民手里挖出来？这是一个让领导头疼的问题。
粮食涨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又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595
怎么办？
统购统销，采用“强制”手段从农民那里低价收购粮食，低价卖给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它将引发农民的不满，它无疑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是不这么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各项经济指标也难以按期完成，“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国家的长远的利益，只有牺牲农民现实的利益。
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云跟毛主席吹风，“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596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从此，中国开始了统购统销的年代。
统购统销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计划性。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产出量综合制定统购比例。正因为统购要最大程度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统购比例总是保持在最大的限度里，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处于半饥半饱状态。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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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
  
整个统购统销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民手里攫取了多少财富？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数字。凌志军在《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中认为，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政府从农村拿走了大约6000亿人民币；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一书认为：1952-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陈吉元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一书说，1951-1978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政府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即便以较少的5100亿计算，也将近是7个“一五”计划的投资量，有人说中国工业化建设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
统购统销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强迫性。统购不是自愿的，而是定额的，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而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常常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1954年，华南分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专门汇报了这种强迫的普遍性：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称粮食，不卖的将当场绑起（绑了2人）。将用部分粮食去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9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10区东围乡封了一个富农的屋，竟将1位老太太也封在屋内，以致上吊自杀。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598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的一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写道：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
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没有支配权，被政府全被掠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就站在河边哭”，“被剥夺”的感觉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54年，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大批牲口有行无市冲击市场”，“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甚至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甚至“台山县有1农户将刚生下的10个小猪全部弄死。”599牲畜被大量出卖和屠杀，使耕畜数量大大减少，无疑是对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生产力暴动”。除了“生产力暴动”外，偶尔出现的“抢粮”也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征粮制度的不满。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而抢粮的原因“主要是群众缺粮”。
把农民从自家土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再用强制手段从他们手里买过来，这是一种让农民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的剥夺行为，所以在广大农村有了“年年有购粮，以后日子怎么过”，“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变了脸”600等不满情绪的表达，统购统销的实行，导致了农村关系的“全面紧张”。
怎么解决农民的这种“被剥夺感”，一个办法可以实现，那就是使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再是私人财产，直接进入公共预算。而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此，粮食在进入农民家里之前就已经被“统购”了。
数量没变，原来从农民家里征购的粮食，而现改成“公社”上缴了，“被剥夺感”没有了，但是因统购而产生的“饥饿感”却并没有减轻，由于“社员吃不饱，无法干重活”，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减低”，有些地区由于青年团员“饿、冷、腿酸”，所以“连团支部会也开不成”。601
解放了，农民仍然处于半饥饿状态，不再是因为地主的剥削，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
五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换来了令人骄傲的成就，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全国铁路通车比1952年增加22%；生产出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
一切数据和事实表明，“一五”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
1957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去苏联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提出“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启发了毛泽东，12月提出了“中国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6年还在“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在大会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李富春602做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的发言，就“二五”计划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例如：到1962年，要实现钢产量2500-3000万吨，增长367.8%-461.4%；发电量900-1100亿度，增长365.8%-469.4%；粮食6000-7000亿斤，增长61.2%-89.2%；棉花6500-7500万担，增长98.2%-128.7%；等等。并设想，在“二五”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全国人均消费水平增长40%。603
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6月中旬，李富春又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提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6月17日，毛泽东对这个要点有个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604
同一天，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递了个《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认为1958年“粮食可增产三成，棉花可以增产三成到五成”，“钢将达到1000万吨，煤将达到2.1亿吨”，并认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月22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到三年，二年是可能的。”605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北戴河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从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提出“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的口号，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宣传报道也搞得热火朝天，敲锣打鼓，喜报不断，推动职工之间展开了“火热的”、“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
在城市加班加点、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农村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宣传数据的刺激，提出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高标准、高要求。1958年1月3日，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水稻亩产3025斤的记录。
1958年，气候条件比较好，因此，早稻与小麦收成比较好，成功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战斗激情，八届二次会议之后，高昂的热情在“批右”和“跃进”指标的作用下，虚报浮夸现象逐渐升温，各地竞相报道高产“卫星”。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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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炼钢铁
  
6月16日，河北省临章，3650斤。
6月18日，河南省商丘县，4412斤。
6月21日，河南省辉县，4535斤。
6月23日，胡北省谷城县，4689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5103斤。
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7320斤。
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15000斤。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并对粮食吃不完表示忧虑。
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43075斤。
8月27日，《人民日报》通栏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9月18日，广西环江县，130434斤10两4钱。
大规模的虚夸，不仅搞乱了人们的头脑，而且搞乱了国民经济的统计。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达1万亿斤以上，中央都不信，砍去三分之一，宣布估计年产量6000-7000亿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了人们的需要607。
工人浮夸，搞坏的是国民经济的统计和人们的头脑，但是农民的浮夸却是真真实实搞垮了自己的生活。
粮食的大量“增产”产生了四个严重后果：
第一，大办食堂，免费吃饭。由于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所以“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第二，提高征购比例。伴随着高产量的，必然是高提留、高征购，1959年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斤的报告，导致这一年比1957年多征购360亿斤，达到1348亿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608
第三，减少耕种面积。单位产量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吃不完怎么办？会浪费的！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609如以1957年粮食亩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第四，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工业化需要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60年，全国职工达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达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610。与此同时，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611。即使是农村劳动力，也被工业生产与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大量抽调，甚至导致部分粮食都不能收获归仓，彭德怀收到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描述。
搬起石头的农村领导干部，砸了广大农民的脚。
祸不单行，1959-1960年，连续发生三年严重自然灾害。612“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613。
雪上加霜，1960年中联关系破裂，苏联逼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1960年仍然出口粮食53亿斤。同时因为政治需要，三年困难时期仍然有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1960年，外交部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支援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援助15吨。
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民614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熬的饥荒岁月。615
“人民太饥饿了，一点劳动的力气也没有了，猪也太饥饿了，都站不起来了。”616
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张恺帆回忆录》中说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饿死约500万人；《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说，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说，山东省减少了500万人口。
三年大饥荒，到底中国饿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杨继绳称“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600万”617；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认为死亡人数为1500万至2500万618；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中认为“额外”死亡人数2000-3000万619；2009年4月8日，袁隆平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饿死了四五千万人”；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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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特殊案件”，“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卖了什么？吃了什么？人！这里的“特殊案件”也就是“吃人案件”。
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620

向着风车的战斗
1960年，安徽省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农，得到公社的允许，带生病的儿子到山区养病和生产自救，开荒16亩，收回了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交给公社粮食1800斤和饲养猪鸡所得60元。当地农民受到启发，要求包田耕种。1961年春天，全椒县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认为“包产到户”提法不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提法，改名叫“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3月，全省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就已经开始实行这种“责任制”。
但是，就在3月份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安徽的做法受到了批评，曾希圣一边打电话给省委，通知暂停这一做法，一边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竭力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辩护。
4月27日，安徽省委又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报告，把这一办法改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并进一步辩解。
7月24日，安徽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并进一步解释说，“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621
同时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做了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汇报。
数月的努力，终于让毛泽东勉强同意“试一试”，曾希圣以为“已经通了天”622，就放心大胆地试起来。
但是到了10月份，毛泽东又改主意了，认为“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
1962年1月11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批评623，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李葆华继任。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限期“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当中央决定公共食堂办不办由农民自行决定的时候，那种一哄而散是很迅速的，但是现在让农民纠正“包产到户”却很困难，农民不愿意。
包还是不包？为此问题，全党上下掀起了一番大讨论。
安徽太湖县宣传部干部钱让能直接给毛泽东写报告，态度鲜明地表示“就是责任田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明确而坚定地表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邓子恢认为，“安徽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陈云提出，“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624
立足于对三年大饥荒的反思，这一时期的党内思想是很活跃的，1965年毛泽东的一段谈话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活跃状况及他对这种状况的不满，“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625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626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627
然而活跃的并不仅仅是思想，“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解体为大队，乡村里秘密的自由市场也开始合法化。原来的管理人员又当上了工厂的领导。偏离党的工作的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邓的官僚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628
原来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不断受到了“歪风”的挑战，毛泽东开始思考“修正主义”、“中国的赫鲁晓夫”、“革命接班人”以及自己死后国家的“颜色”等问题。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农业问题是重点。但是在会议的一开始，毛泽东却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并把这次会议重心引向了阶级斗争这个话题，在以后的讨论上，毛泽东又在阶级斗争的题目下批判了“黑暗风”629、“单干风”、“翻案风”630。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国内的修正主义问题。9月26日，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基本上向毛泽东靠拢，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自由地插话”十多次，中心思想“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国内逐步开展起“防修”工作。10月23日，中央批转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1月9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主要是部长邓子恢）“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631
接着，在全国城乡抓阶级斗争，毛泽东亲自跑了11个省，了解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为了指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搞了个《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前10条》制定的时候，刘少奇正同夫人王光美在外国访问，没有参加。回国后，根据《前10条》的基本精神，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两个“10条”下发全国城乡，这样，从1963年冬到1964年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到底中国有多少阶级敌人？毛泽东说，“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632建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正确判断之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不断地“发现”，基层组织和干部，“这里也‘烂掉了’，那里也‘烂掉了’”。633
怎样甄别挖出这些阶级敌人呢？土改时的办法仍然是适用的，派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了“追根子”的斗争方式。刘少奇曾经教育过下面的同志：“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的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这是基本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没有？”“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634说这话的时候他实在没有料到后来竟追到了自己头上。
发现了阶级敌人怎么办？夺权。196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两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报告：一个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又称白银厂），第二个是天津小站地区。白银厂是1962年才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拥有职工11000多人。1963年3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工交部派人率工作组进厂开展五反运动，认为该企业“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反革命活动猖獗”，“抗拒中央指示，打击和陷害好人”，“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635工作队“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了夺权斗争，处分了党委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两名副书记和其他一些人，有的还被判了刑。天津市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4年1月开始，3月份市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周扬、陈伯达、《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十来个人也参加了该地区的社教运动，经过一番斗争，这里打了3个“反革命集团”。市委认为，四清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636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中的问题。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汇报会，说了句“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637，主席很不高兴。会中，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帅”638刘少奇是不赞成的，委婉地说“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639，毛主席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党中央的一线工作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却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气了。
1961年1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应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之约写出《海瑞罢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写好后，毛泽东“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640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该文章。
文章出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11月20日，毛泽东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毛泽东的试探强化了他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认识。
经过二十八年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独立；经过七年的经济恢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确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建设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让毛泽东失望的现实社会，在他眼里，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如此不完美、不理想，各个领域的问题都非常多，资产阶级的势力非常大641，“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642
不破不立，不乱不治，为了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发动了他“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643的文革。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644。当晚李雪峰到北大讲话，指出“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第二天，周恩来派张彦到北大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康生将情况密报给毛泽东。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午，毛泽东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645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国轰动了”，各地学校起来造反，反对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教学工作基本瘫痪。
非常情况之下，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让刘少奇“相机处理”。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北京市委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他还说了，“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大会结束前，毛泽东走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等口号指引下，7月29日以后的各大中学校开始了无领导、无政府状态。
1966年8月1日，仓促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46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引文】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开始受到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特意“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在这次大会之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647、“大串联”648、打击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到处“冲杀”，烧戏装、改地名、砸文物、抄家、揪斗、打人，遍及全国城乡。
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开始贴出，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做了检讨。随后，陶铸、贺龙、刘志坚、张霖之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649
1966年11月6日，上海17个工厂的造反派代表串连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冲击市委、卧轨拦车，“武斗”打垮“赤卫队”，彻底打倒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实现了全面夺权；11月8日，王振海等人率领部分合同工、临时工组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6501967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开始了。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651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2月3日，山东省夺权；……“当时不仅几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不仅几乎中央各部委都在夺权，而且下面千千万万个单位都在夺权。人人谈论夺权，处处争论夺权。”652
中国，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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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手捧“红宝书”合影的三代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充斥其间的是：打击反革命653，下放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批“臭老九”与“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使“历史成了政治的陪衬”654，“最高指示”成为人们行动的价值目标与行为判断标准，“俭朴”的生活成为美德。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与陷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去世前，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655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了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夺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开始不得不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他们快活不下去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记了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的感受，“在漫长的革命的混乱年代里，可以得到的原材料的供应逐渐地越来越少了。……这还算不上是饥荒；大米仍有供应，但是营养平衡的饭食是不可能得到了，……每个人，包括我自已，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总在想着食物……计划如何最大效益地使用定量肉票往往是数小时的家庭谈话的主题。”同时还记了一位1975-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的感受：“在买东西时经常听到的4句话是：‘没货’、‘卖完了’、‘明天来’以及‘这个不卖’。”656
当然，这都不是平常中国百姓的生活。
李侃如在他的《治理中国》中这样写道：“毛最后的年代，甚至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城市也显示了同样呆滞的形象——数百万人穿着同样的蓝色‘毛式上衣’，妇女有着统一的发型，没有广告，也没有活跃感和企业家精神。”657
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定远、凤阳等地去采访。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658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天津钢丝绳厂，6-9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1978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659
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这样表述：“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增长，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为了新中国，370万660党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了，德先生在哪呢？塞先生在哪呢？富强在哪呢？文明在哪呢？甚至温饱都是可望不可及了。
当中国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腐朽而没落”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分别以前所未有的5.6%和7.3%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6611950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就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战败国日本，1953-1962年经济增长为8.7%，1963-1972年为10.4%，十年间GDP增长了3.4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约3.6倍，1968年的外汇储备为28亿美元，1970年达到44亿美元；而美帝国主义，国民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1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游以及分期购买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662成为常态生活。
当然，这一切，普通中国人不知道。

第八章 三十年的巨变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

发展是硬道理
1933年春，邓小平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遭“左”倾路线打击，开始了人生的“第一落”：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指派到七里村的一座山上挖山开荒，“接受党的新的考验”。“对这一阶段，邓小平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饥饿”。663一日中午，遇到当地苏区干部危秀英，偷偷托她“告诉蔡大姐664，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在蔡畅的“帮助”和危秀英的掩护下，“肚子好饿”的邓小平从后门溜进厨房，吃了顿饱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挨饿的影响，与毛泽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邓小平总是通过实现物去改变人，而毛泽东思维的方式则是通过改变人去实现物，这是我们在观察两位政治家政治生涯中最明显的感受。
1942年9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不仅要管打仗，更要搞好经济工作。1943年7月2日，他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明确提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665
广大劳苦大众之所以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正所谓，“屯里有粮，心中不慌”，只有有了粮食，其他一切追求才有了基础。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楚的认识。
然而，认识问题是一个方面，而解决问题又是另一个方面。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了，吃饱饭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这一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安徽，在凤阳，在安徽凤阳的农村。
安徽凤阳，朱元璋老家，以讨饭出名。文革期间，限制虽严，但是外出乞讨仍屡禁不止。1978年夏秋之际，凤阳大旱，“凤阳叫花子在全国漫游，已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县委最头疼的问题。”666所以在秋种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借地种麦”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
什么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这是一个不具有操作性的模糊界定，其边界可伸可缩，其范围可大可小，因此，它必然导致“所有土地”的借与不借的问题。
政策的松动给了人们以进一步尝试的冲动，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667走出了第一步。
1978年11月24日夜，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家，全队20户中在家的18位户主668签订了生死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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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连夜抓阄分牲畜、分农具、丈量土地，到早晨，全部搞定。
没有不透风的墙，邻队反映给公社，公社调查，要求“包干到组”669，遇到抵制，僵持不下，反映到县委书记陈庭元那里。陈庭元到小岗了解后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670
正在小岗村农民以及县委书记陈庭元为分田到户承担着巨大风险和压力的时候，1978年12月13日，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做了他最著名的一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671，其中心思想就是思想要解放，他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672
“不少同志”是谁？谁的思想是僵化的？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农民吗？大家都知道，观念如衣服，它是套在现实利益的躯体之上的，人们的观念总是随着现实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的。政治家都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673百姓更是这样，他们向来是尊奉实用主义经济学的，无所谓僵化与否。所谓僵化是指社会管理者的思想是否随着百姓的现实利益要求而变化而言的。一直以来，百姓的现实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根本目标，但是，百姓的现实利益需要并不是随着管理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而是自主地变化着的。这就要求社会管理者必须像向日葵那样朝着百姓的现实利益需求方向转动，如果百姓的利益需求发生变化了，而向日葵却不转，那就说明向日葵僵化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生活、劳动、学习了二十年的农民，仍然认为只有为自己而非别人创造财富才是自己拼命劳动的动力，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自主权，需要自由的空间。（农民不是天然地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着急也没用。）而解放思想的陈庭元就给了小岗村民自由的空间——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被解放了的农民，又一次爆发出无限的生命力。1979年底，“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向国家贡献粮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留储备糖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674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1979年秋，凤阳县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暗学小岗，向包干到“户”方向“滑”。树大招风，梨园公社领导怕“惹祸”，要求小岗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农民群起反对，捅到县里，县委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良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县委报到地委，地委报到省委，万里看了，大加赞赏。
1980年1月24日，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当即表示，“我支持你们”，并对随行人员说，“不能再念紧箍咒了。”675
然而万里仅只能代表省里的声音，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意见。1980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情况，邓小平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676
上层的暧昧态度，给了下层广阔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极大的心理压力，这是考验党性和眼光的时候。
中共凤阳县委选择了站在凤阳农民一边，依然以“不公开”的方式支持包干到户的推行。“思想解放”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处对公社书记们说：“木已成舟了，包干到户已无法阻挡，即使不准他们干，社员还要搞‘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现在春耕生产季节已到，再折腾下去，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暗户就暗户，就叫他们干，他不承认自己是单干，你也不承认他们是单干，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了。”677
1980年4月中旬，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开始对凤阳大包干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678
大包干的效果是明显的，大包干前的1978年，整个凤阳县粮食总产为29000万斤，1983年提高到81000万斤，是1978年的2.79倍。679
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上升到37911万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长到397.6元680。
1985年，总计52781个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84340个乡镇政府。
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手里有钱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增加，盖房、买“四大件”681、买日用百货，买农副产品，个体工商业发展起来。
中国首先从事个体工商业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类是返城的下乡知识青年。由于政策的不断放开，个体工商户迅猛增加。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1986年的1211万户，再到1999年的3160万户。682
个体工商户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随着营业额的增加，规模的增大，个体工商户必然需要完成向私营企业的转变。
1984年4月13日，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诞生，1990年达9.81万户，1995年发展到63.10万户，到1998年达到104.67万户。683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讲话中说得很明白，“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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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标语
  
就像人有性的需要一样，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也是天然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说，这巨大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给了广大人民群众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正是因为解除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外在束缚，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财富。正是因为管得越来越少，所以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浙江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真正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政府，是官员，是一切能束缚人们自由的体制。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报告中，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685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顺应了这种人性的需要，不断放松对市场的控制，放松对社会的管制。
譬如，商品定价问题。物价是涉及到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也是通过资源完成对社会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政府定价的，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定价范围不断缩小，到1992年还有141种（类），到2001年则只剩下13类了。1992年，在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的比重还是5.6%、10.3%、19.8%，但是到了2001年，就变成了2.7%、2.7%和9.5%。686现在大家都知道，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都由市场定价，政府仅对极少数关系国际民生的重要商品与劳务有定价权或价格控制权，还得开听证会。
譬如，政府审批范围问题。大家知道，行政审批制度是保证政府对社会经济运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权力的表现形式，所以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县一级政府以及各行政部门都分别拥有层次不同的设定和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自2001年到2005年10月，国务院68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50.1%，实现了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涉及经济管理、社会管理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事务；中央带头，各省跟上，也削减了一批自行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31个省（区、市）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22000多项，占审批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687
再譬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问题。所谓国有企业，就是国家投资的企业，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政府的指令下进行的，所以那时候的企业也不叫企业，叫工厂，经理也不叫经理，叫厂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开始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让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建立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目的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抓大放小，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完全脱离政府的控制，成为市场上自生自灭的组织，用当时的流行用语叫“断奶”。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包揽越多，市场发育越慢，微观主体越难成熟；政府包揽越多，需要的机构和人员越多，政府费用越庞大，税赋越重，微观投资和微观经济就越没有活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地走向下放权力、减少层次、调整结构、精减人员，由原来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企业和人则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西方国家的政府是建立在人性恶观念基础之上的，所以政府是个坏东西，需要制约。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政府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政党理论基础之上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实现人民富裕的过程中，政府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看客，绝不仅仅只是个食税者，也绝不仅仅是个政策制定者，它必然会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还是1978年12月13日的那篇讲话，邓小平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88
这是一段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表述，基本上奠定了以后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重心，也成为后三十年来政府工作的指挥棒。为了发展中国经济，党和政府做了种种努力，用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就是政府主导招商引资。
1840年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使中国处于被掠夺的状态；1949年之后的中国也是对外开放的，但那是一边倒的，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达的苏联给了中国无私689的援助；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中国站到了第三世界一边，为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中国又给了他们无私的援助。
文化大革命当中，虽有“四三方案”690等设备引进项目，虽然陈云等也提出“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691，但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修正主义路线”等观念的阻碍下，对外开放终究难成气候，所以邓小平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692
1978年5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汇报的中心思想：差距很大，需要学习。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三大企业，对微波炉、新干线、电动汽车，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他无论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还是当初在法国都没有见到过的。邓小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终于“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此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随着邓小平出访的电视镜头，人们开始了解世界：原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并不是“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693。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94
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
但是这一次的开放与以往是不同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为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我们需要它们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因此，我们开放的重点也很明确：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也不忘记“第三世界的市场潜力”。
开不开放是一个态度问题，而如何开放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操作问题。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4月，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并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0年4月18日，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从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港等地设立了15个保税区。
到1991年底，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累计开发土地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1个，协议吸收外资27.2亿美元，投产运营的企业达821家。
1992年之后，经济技术开发区遍地开花。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638个。随着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增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不断增加，1983年为22.6亿美元，1985年为47.6亿美元，1990年为102.9亿美元，1995年达481.3亿美元，2000年到593.6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783.4亿美元。695
第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政府自身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依靠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因此，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调动起来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人调动起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闲杂人员调动起来了，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起来呢？
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是大家都会忽略的，那就是军队。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军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力量，是国际和平的保障力量，它适合参与经济建设吗？这是否会对他的主要职能产生影响呢？这种担心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反过来想一下，这种担心必须要建立在另一个判定基础之上，那就是战争存在的可能性。军队是因战争而存在的，没有战争，军队是没有存在的意义的，这就如牧羊犬之于草原狼。说到底，军队之需要，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战争还会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相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那个时代我们一直在积极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696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却发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697“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98世界不打仗了，还要不要养这么庞大的一支部队？世界不打仗了，军队还要不要“提心吊胆”地训练？
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699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除保家卫国这一基本能职外，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军队如何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减少军费开支。大家知道，军队是一个消耗国家财富的部门，无论是训练、演习还是打仗，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然而大家又都知道，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最缺的就是资金。如何让钱能更好地为发展生产服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对于军队来讲，就是“要忍耐”、“要过苦日子”，因此对于军队训练和生活，我们强调两条：（一）“精打细算”，（二）“艰苦奋斗”。除此之外，还要大幅度地“裁员”：1982年9月，第七次大裁军，51万余人的铁道兵和1978年1月才成立的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1985年，第八次大裁军，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全军裁减了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共5900多个。700
第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是一个人员更替比较频繁的地方，绝大多数的军人最终都是要回归地方的，而部队的训练和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与社会脱节的，所以，“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怎么办？邓小平说，“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鼓励他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7011984年11月1日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又强调：“培养军队和军地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702解放军报的一篇报导说：“短短五年间，全国培养的203万农村籍退伍军地两用人才中，有40多万人走上乡、村领导岗位，50多万人进入了乡镇企业，2700人荣获‘乡镇企业家’称号。”703
第三，直接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同样是在1984年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704。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705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军队大规模地卷入商品经济活动中，野战军、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等无一不在经商。
改革开放十年，中国为发展经济几乎调动了一切积极的力量，伴随着这种力量调动的当然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1983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175元提高到288元，1984年达到320左右，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7.3%，远远超过1953年到1978年的二十六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的速度。198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3元，全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27亿美元，国内财政收入达到2243.6亿元。706
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中国经济，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在探索之中，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没有既定而准确的评价标准，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产生着顾虑、担忧和争议，并使改革有所反复；第二个特点就是“弱势群体”相对较快的发展速度，这里所讲的弱势群体包括两类人群：一是农民，由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在农村的步子迈得比较大，所以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1984年以前，农民收入提高的幅度是很大的，而在这个时期，由于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制度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讲提高得还是不快的；第二类人群就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城市的无业人员，这群人因为本身就生活在体制之外，所以约束少，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由度大，因此，他们也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如众所周知的温州“八大王”。
也正因为如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叫“脑体倒挂”。大量的个体户、小商贩趁着中国流通体系不健全，物资相对匮乏，抓准机会，收入水平大幅提升，万元户、十万元户层出不穷。也有部分人凭借价格双轨制，依靠某种裙带关系，倒买倒卖，也掘取了一定量的财富。工人阶级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因为企业改革“放权让利”也在收入上有了较大的改善，而在这个社会上，改革受益最少的就属知识分子群体，这群人是体制内的只能领取固定的工资，而且又没有干部那样的权力去产生灰色收入，因此，他们生活改善的幅度是比较小的，当时坊间流行的说法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事实的确如此，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而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工资最多不过400元。因此，在巨大的收入差距面前，“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专家蹬三轮”的现象屡见不鲜，“脑体倒挂”也就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特有的新名词。
然而这种现象在1992年之后却快速地消失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得益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用五十年，英国用一百年走过的历程，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2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的帮助，东欧一大批国家陆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壮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甚至说“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707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社会主义苏联强势扩张，而美国因为越战708、1973年的石油危机709等原因则处于战略守势，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苏联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特别是入侵阿富汗带来了极为沉重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负担，导致苏联在美苏争霸中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最终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衰落，1989年到1991年间，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思潮跌入低谷。
而正在这种巨大的变化即将发生的1989年夏天，37岁的弗朗西斯·福山710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提出自由与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恰逢其时的文章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苏联解体了，社会主义阵营不战而亡。冷战结束，社会主义终结了吗？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吗？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711“怎么办”？我们还要不要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走下去？
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在这里纠结了三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化还是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人们在反思、怀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或批判或坚持。
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12“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71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714
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是一颗定心丸，而且是一剂强心针，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们群众，他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
1992年之后，“‘下海’成了千百万人选择的生活方式。政府官员、现役军警、学者作家、在校学生……争先恐后跳入商海。一时间，‘十亿人民九亿商’，……各种跳蚤市场一夜之间遍布全国城市大街小巷。‘第二职业’、‘小时工’成了新兴的时髦词汇。”“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赚钱，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可以合法牟利。”715
1992年，74岁的蒋学模下海，创办“复兰德经济顾问行”。
1993年，58岁的张贤亮下海，在宁夏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城。
“每个单位和个人似乎都在尽力寻找新的赚钱方法。1993年，甚至连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也象征性地拆掉了校园边上的一道围墙，盖起了一排由学校经营的商店。”716“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的有12万人，不辞官同时涉足经商的人超过1000万。”717
1992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有2007年的波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才受到了一点影响。

骄人的成就
如果把新中国的前六十年进行划分的话，明显地可以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特征，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们同样为实现国家富强而奋斗，但是在经济上却难有起色，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家庭。但是到了后三十年，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她所取得的成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无法想像的。“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光辉历程，成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这话一点不假。
<b>（一）经济发展</b>
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改革开放首先解决的是经济上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切成就也都是建立在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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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超市
  
先从总的数据来说，1978-2007年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增长68倍。其中，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八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元用了五年时间，随后十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大关，2002-2006年进入高速增长期，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2006年超过20万亿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一年又增加3.76万亿元。这是一个不断增速的发展过程，而大家也都知道，这种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直到现在仍在持续着，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109倍，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18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在明显地上升，1978年占1.8%，2007年则提高到6.0%719，而到2011年则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0%。720
再说分类的数据：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是379元，1985年达到852元，1990年达到1633元，2000年达到7828元，2007年又迅速攀升至18885元，721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722。
2.国家财政收入。经济增长了，国家财政收入必然增加，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达到2005亿元，1993年再翻一番，达到4349亿元，1999年跨上1万亿元台阶，达到11444亿元，2003年超过2万亿元，达到21715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达到51322亿元，1979-2007年年均增长14.1%723，2011年超过10万亿，2012年又达到117210亿元。724
3.外汇储备。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国家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人均只有0.17美元，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111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1050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从此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扩大到15282亿美元725，2010年达28473亿美元，2012年达到3.31万亿美元726。
4.进出口贸易。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是206亿美元，十年后的1988年扩大到的1028亿美元，此后速度不断加快，1993年发展到近2000亿美元，2001年增加到5097亿美元，2004年超过1万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达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其中，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12178亿美元，增长了124倍；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9560亿美元，增长了87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7272012年更是达到38667亿美元728。
5.工业发展。2007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736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11.6%。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迅猛。2007年生产原煤25.3亿吨、粗钢4.9亿吨、水泥13.6亿吨、汽车889万辆，分别比1978年增长3.1倍、14.4倍、19.9倍和58.6倍。家用电冰箱由2.8万台增加到4397万台，彩色电视机由0.4万台增加到8478万台，手机和电脑从无到有，2007年产量分别达到5.5亿部和1.2亿台。初步统计，附加值较高的发电设备2007年比1978年增长25.9倍，冶炼设备增长5.4倍，金属切削机床增长2.5倍，交流电动机增长4.9倍。2007年的主要工业产品中，钢（56561万吨）、煤（25.26亿吨）、水泥（13.6亿吨）、化肥（5825万吨）、棉布（675亿米）居第一位。发电量（32816亿千瓦小时）居第二位。原油产量（18632万吨）居第五位。729
6.农业发展。2007年，我国粮食产量达50160万吨，比1978年增长64.6%；棉花产量762万吨，增长2.52倍；油料产量2569万吨，增长3.92倍；糖料产量12188万吨，增长4.12倍；肉类产量6866万吨，比1979年增长5.5倍；水产品产量4748万吨，增长9.2倍；水果产量18136万吨，增长26.6倍。2007年的主要农产品中，谷物（45632万吨）、肉类（6866万吨）、棉花（762万吨）、花生（1302万吨）、油菜籽（1057万吨）、茶叶（117万吨）、水果（18136万吨）等产品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甘蔗（11295万吨）、大豆（1720万吨）分别居第二、四位。730
7.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企业的推动，在计划经济条下，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得私人企业无法发展，1978年全国只有14万户个体工商户。而改革开放首先推动了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到1986年就已经达到1211万户，到1999年发展到一个顶峰达3160万户。随后，经过一段时间市场的冲击和调整，个体工商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到2011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3756万户，注册资金1.62万亿元、从业人员7945.28万人。731除了个体工商户，推动经济发展的更重要的力量是规模上更大的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是1984年4月13日退伍军人姜维创办的“光彩实业股份公司”。随后，私营企业迅速发展，1994年达到43万户，2001年突破203万户，从业人员2714万人。7322007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551.3万家。733
8.居民收入。先说农民收入，从1978年到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6.3倍，年均增长7.1%；再看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6.5倍，年均增长7.2%。734中华民族是一个会攒钱的民族，伴随着收入增加的必然是存款数量的增加，1978年中国的存款额只有211亿元，到了2007年则达到了17.3万亿元，共增加了818倍。735
9.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最明显感受到的是生活条件的改善。从1978年到2007年，居民消费水平从184元增加到708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7.2倍，年均实际增长7.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4.9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4.4倍，年均分别增长6.3%和5.9%。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由57.5%下降到36.3%，农村居民家庭由67.7%下降到43.1%。从耐用消费品看，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电话等在城镇逐步普及，汽车、家用电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提高。农村居民彩色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摩托车等普及率也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居住面积也在不断增加，2006年底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7.1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20.4平方米；2007年底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1.6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23.5平方米。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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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6日，伦敦奢侈品牌店促销，蜂拥如潮的中国人。
  
<b>（二）社会进步</b>
1.交通运输。铁路营业里程由1978年的5.2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7.8万公里，增长50.9%，累计新增2.6万公里。公路里程由89万公里增至358万公里，增长3倍，累计增加26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07年末达到5.4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由14.9万公里扩大到234.3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由5.5万公里增至104.7万公里，增长17.9倍。管道输油（气）里程由0.83万公里增加到2007年的5.45万公里，增长5.6倍。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85年的3.1亿吨增至38.8亿吨，增长11.5倍。2007年，旅客运输周转量21593亿人公里，比1978年增长11.4倍，年均增长9.1%。货物运输周转量101419亿吨公里，比1978年增长9.3倍，年均增长8.4%。737
2.邮电通信。固定电话用户由1978年的193万户增加到2007年的36564万户，增长189倍。移动电话用户从无到有，由1990年的1.8万户膨胀到2007年末的54731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2.1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宽带上网人数1.63亿人。全国邮电业务总量从34.1亿元增加到19805亿元，增长580倍，已通邮的行政村比重达到98.4%。738
3.科学技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科技体制改革力度逐步加大，2007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3710亿元，比1995年增长9.6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秦山、大亚湾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不断升级，“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射。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1162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比1995年提高3.0个百分点。739
4.文化教育。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885万人，比1978年增加1799万人，三十年累计毕业普通本专科毕业生3009万人，研究生176万人。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4527万人，比1980年增加2806万人。2007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799个，是1978年的2.3倍；博物馆1722个，是1978年的4.9倍；共有广播电台263座，电视台287座，有线电视用户15325万户，数字电视用户2686万户。2007年全年生产故事影片402部，而1978年仅生产故事片4部。出版各类报纸438亿份，各类期刊30亿册，图书63亿册（张），分别是1978年的3.4倍、4.0倍和1.7倍。2007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3987个，已开放各类档案5876万卷（件），分别是1991年的1.1和2.8倍。740
5.体育事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收获28枚金牌，金牌榜和奖牌榜均排名第三；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金牌总数扩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又夺51枚金牌，稳居金牌榜第一位。1978-2007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2137个，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总数的99%；创超世界纪录1001次，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总数的85%。741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健身强体的体育运动和锻炼当中，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6.医疗卫生。2007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29.8万个，比1978年增长75.8%。卫生技术人员479万人，比1978年增长94.3%。医院和卫生院床位343.8万张，比1978年增长86.1%。2007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分别为1.5人和2.6张，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上水平。到2007年末，基本建成了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网络体系，艾滋病、血吸虫病、结核、肝炎、鼠疫、碘缺乏病等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防治取得新进展。医疗体制改革也做了积极的探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工作逐步推开，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742
7.国防建设。九十年代之后，我国国防费用大幅提升，从1985年的191.53亿，提高到2000年的1207.54亿，2006年的2979.38亿元743，2008年的4177.69亿元744，而到2011年则达到6011亿745。伴随着军费的增长，军队国防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主战装备数字化升级，新型武器平台成建制换装，军队远程机动与综合突击能力显著增强。除军事训练外，部队保障条件显著改善，军人的伙食标准自改革开放以来提高了23倍，基层官兵的饮食结构已由温饱型发展到了营养型，军人工资津贴标准连续调整，边海防部队、边远艰苦地区部队执勤训练和生活条件显著改善。746
<b>（三）国际影响</b>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改变是巨大的，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民生状况，不仅仅是综合国力，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改变了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位置，可以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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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2012》中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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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4日，贝克汉姆北京大学见面会上，露肋下纹身“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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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变形金刚》中的植入广告
  
1.汉学热。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2004年全世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超过2500万，2005年，埃及数所著名的大学开办中文系，德国人也认识到“学好汉语好就职”。7472009年，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中国以外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近4000万，在美国，开设中文课的学校超过600所。748伴随着汉语的使用是汉文化的传播，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截至2011年底，已在105个国家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到50万人。749
2.中国制造。2009年，中国制造的电子通信产品中，手机、计算机、彩电、数码相机、激光视盘机产量分别占全球的49.9%、60.9%、48.3%、80%和85%，电子通信产品贸易额占全球15%以上750。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大量充斥着的是中国元素，开幕式上用于燃放的烟火都来自中国的，奥运商品中，有5类毛巾床上用品、19类杯子、11类玩具车、190类别针、23类服装、4类毛绒玩偶吉祥物以及共18类徽章751、腕带和手环，全部都由中国制造，所以有人调侃：少了中国人，世界人民的日子怎么过？
3.向中国学习。2007年11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了题为《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的演讲，印度总理辛格表示希望温总理这一讲话内容能成为“印度举国上下人人捧读的基础材料”。7522008年1月30日，香港《文汇报》刊登文章《英国內阁从十七大取经》称“十七大引起英国政界关注”，“去年（2007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引起英国议会、政府及其智囊机构的关注。英国议会跨党派‘中国问题研究小組’讨论了十七大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英国外交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周’，其主题就是‘中共十七大关键的政策后果及其影响’。此外，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也都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各大研究机构近年來还纷纷聘请中国学者者加盟，冀可更准确地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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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天坛练太极的老外。
  
经济数据只是理论的分析，生活的改变更能强化人们的理性认识：农村结婚“四大件”753不断更新升级；草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代之以瓦房、楼房或别墅；从固定电话走进家庭到寻呼机的鼎盛，再到小灵通、手机的普遍使用，推进的速度日益加快；媒体的发展从广播到收音机、电视机，再到网络，推进的速度更是日新月异；轿车在八十年代还是政府专用，而现在则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百年中国的第二个梦想实现了，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从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盛行的票证经济时代到现在充斥市场的商品及满眼的商业广告的市场经济时代，仅仅用了三十年。看着商场里满眼的商品，听着声嘶力竭的电视推销，你会感觉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发展后的新问题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弟邓垦有一段谈话：“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754邓小平是有洞察力的，正如他所言，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问题一，农民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推动了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上升到37911万吨755。在这一阶段，农民的收入增长是较快的，从1978年的133.6元长到1985年的397.6元756，增长2.98倍。但是到了1985年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刺激作用逐渐消失，农业生产量止步不前，另加上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放缓，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1997年—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4.6%、4.3%、3.8%和2.1%，757连续四年一直处于“走下坡路”的局面。
虽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但毕竟是增长的，按理说，农民的生活还是在一天天好起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跨入新世纪的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增反降。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医疗。八九十年代的农民看病是没有单位报销的，由于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导致农民医疗费用的暴涨。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210.34元，增长了2.2倍；同期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758甚至有不少先富起来的农民往往因一场大病而又重新陷入贫困的状况。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759
第二个，教育。除看病外，农民的另一巨额经济负担就是教育。汝信、陆学艺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称：“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要花费3.5万—5万元之间，大学本科要花4万—5万之间，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大约要花7万—10万元。在农村，有许多孩子因缺钱失去了上大学完成学业的机会。沉重的教育负担压制了农民的消费能力。”760
第三个，税费。从总体来看，1993年，全国农业各种税费为125.74亿，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4.6亿元。761然而这仅仅是小数目，平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并不多，而真正分配到每个农民头上的绝不仅仅是这些。2000年3月，37岁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致信总理朱镕基，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762
跨入新世纪的农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况呢？做过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描述了一个凄惨的画面：“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763不仅如此，甚至还发生了基层干部登门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逼死人的恶性事件764。
李昌平在信中尖锐地指出当时监利农村的七大问题：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并最终概括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76510月，被赶走的李昌平在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李昌平的表述是否代表了中国农村的普遍性呢？2000年，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南风窗》主编秦朔称其为“一个时代的发言者”，仅从这一点，足以说明它所反映的问题的普遍性。
2005年之前766农民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为了摆脱这一巨大的生活压力，为了使自己丰衣足食，为了使子女能完成基本的教育，为了使全家能够赶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共享改革成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新兴群体——农民工。
1999年，在2.2亿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村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属于农民工，他们占全国总人口的15.9%，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28.3%，占农村就业人口总数的40.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0%以上，在产业工人中占57.5%，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37%。767进城之后的农民，是否享受了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呢？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这样描述进城之后的农民工，“干的是我们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768“从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获得的报酬最低。跟城镇正式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三同三不同’地位”769，“尽管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到年终还不能按时拿到工资，2003年全国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总额高达1000多亿元。”“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待遇。许多农民工居住在最脏的、最简易的房子或工棚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卫生设施，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但工作很辛苦，而且工作之余还可能没有人身自由，过着现代‘包身工’的生活。在城市，农民工还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城市居民和管理者把城市的乱、脏、差问题都归罪于农民工。”“进城的农民工一边为城市贡献了青春、汗水甚至鲜血，一边承担着伤病、养老、子女教育的重担，得不到城市社会的支助。”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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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绿皮车的人们
  
2005年7月至10月，《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进行了持续115天的跟踪采访。在这115天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睡马路的日子有68天，吃不饱饭的日子有70多天，生病2次，被偷1次，被打2次，被骗3次，自杀未遂1次，无钱买票回家3次771。
当然，只关注现象的农民们并不关心这些数据，学术的研究也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真正展示这些数据严重性的是不断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标志性事件，正是这些因矛盾冲突而产生的悲剧才真正刺痛人们神经，并揭示问题的严重性。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不能出示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亡。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人们也开始反思：是否应该把农民工和流浪人员相同对待？
2005年5月，28岁的甘肃农民工王斌余向工头吴新国讨薪未果，争执过程中被打，王斌余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连刺47刀，捅死4人、重伤1人，“刀刀致命”，被判死刑。在新华社、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下，引起了人们对农民工讨薪成本、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的极大关注，王斌余成为“孙志刚一样的历史标志性人物”。
2009年，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北京多家医院确诊为尘肺病，但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果为“无尘肺”，被逼无奈的张海超主动爬上手术台“开胸验肺”，轰动全国，引发人们对农民工群体职业卫生境况的担忧。
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环“十四跳”，引发人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生存境况和心理压力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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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午餐
  
2012年11月30日，一位叫刘红卫的农民工死在了郑州的一座立交桥下。2012年12月22日晚，《中国财经报道》播出了《大桥下的冬天》，再次引起人们对于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及境遇的关注。
无论如何，曾经是中国革命主体的农民，曾经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奉献出口粮的农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在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队伍里，他们没有挤到前面去，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他们自身的能力问题。
问题二，贫富差距问题。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772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773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又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774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与剥削、改变两极分化的状况；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普遍的贫困，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知道，中国的百年梦想，不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我们是在不断地走向共同富裕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直是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手段，但是现在，这一手段是否正异化为不可扼制的趋势呢？它是否是在让社会主义的中国“走了邪路”呢？
现代学术界判定社会贫富差距的程度时通常使用基尼系数，它是由经济学家基尼在1922年时提出来的，其值在0和1之间。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趋向平等，趋向1就表示收入分配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时，则表示收入悬殊，如果到了0.6，问题就有点严重了。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02775，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0.412。后逐年上升，到2008年达到最高点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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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里称出来的是公平吗？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的客观标准，学者们总是依据这一标准去分析问题。但是大家应该知道，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因贫富差距而产生出来的心理压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同样的贫富差距必然产生同样的精神负担，进而产生同样的矛盾冲突吗？肯定不是的！因为矛盾的产生是建立在个人的主观判断基础之上的，是客观见诸于主观的东西，它受地域、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譬如，中国的幅员是辽阔的，东西部地区差距是显著的，但是东西部的贫富差距却并没有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贫富差距是超出人们比较范围的。人们的贫富比较是与他和被比较方的距离呈反比的关系的，人们总是侧重于和自己靠得比较近的人比较。这就是为什么住在上海的和住在河南偏僻地区的同样贫困的农民他们的感受是不同的原因。所以说同样大小的基尼系数在大国和小国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人说基尼系数并不适合于我们中国，这也是一条重要的原因。再譬如，同样的基尼系数，对于挪威、中国、印度或南非来讲，它对人们的刺激作用又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不同造成的。
现代中国，虽然就业矛盾问题突出，但是客观地说，一个人只要放弃比较，他总能找到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工作，也总能使自己衣食无忧。然而问题恰恰在这里，人是需要不断地比较的，不仅历史地竖着比较，而且现实地横着比较，在媒体发达、信息通畅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神经不断地被三个强烈反差的比较刺激着：
第一个是普通员工与公司高管的比较。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十一五”期间，公司高管人员年薪水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其中，2007年高管年薪平均递增速度达到57.19%。此外，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达到上千万元，2008年，中国平安老总马明哲年薪6616万元，这一数据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另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两成职工五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777
第二个是普通工人与公务员的比较。
从工资收入来看，普通工人与公务员的差距并不明显。1978-2006年，全国行政人员人均工资从655元增长到22883元，与同期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从615元增加到21001元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778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虽然名义上工资相当，但是实际的生活质量却有天壤之别，因为工人仅依靠工资来达到一定的生活质量，而公务员可以通过对组织资源的控制而形成隐性收入，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这种隐性收入，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金钱的，有实物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工资基本不动”这一坊间流行语基本揭示了普通工人与公务员生活质量差别的关键。
1978-2006年，我国办公费、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考察费等各种费用包括在内的公务活动费用从41.9亿元快速升到6149.4亿元，年均增长率13.4%。779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接待费平均每天267万元。780在这大批的费用里，有多少是直接转化为公务员个人消费的，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从国家三令五申强调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禁止以培训考察为名变相在境内外公费旅游、禁止公车私用等就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除各种通过合法途径转化来的隐性收入外，还有大量的通过非法途径产生的隐性收入，从查处的腐败官员各种数据，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此，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还专门设立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官员与普通人生活的差距到底在哪？收入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关键是生活的品质。2000年，随着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查处，总投资1.4亿的“红楼”吸引了所有人的好奇心，红木桌椅、双人蒸气式冲浪浴缸、俯仰起伏可调控的按摩床、双人舞池、情调酒吧、小电影院及绝色服务人员等都强烈刺激了所有人的神经。2008年，“最牛房产局长”周九耕被网爆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等问题，也引起社会舆论极大关注。
第三个是普通群众与富裕阶层的比较。
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去关心基尼系数，也不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阶级，而是直接从穷和富的角度去划分人群，在他们那里，穷人还是富人，比资本家还是工人更敏感，更直观，更能引起人们的认同。
到底中国有多少富人？他们富到什么程度？
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咨询联合发布的2011年《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的富裕人士达53.5万人，财富总额达到2.66万亿美元。而这里的所谓富裕人士是指至少拥有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8万）净资产的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消费型产品与耐用品。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2010年4月至11月间，《胡润百富》访问了401位个人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富豪，平均拥有3.3辆车、3.7块手表，平均年消费为190万元，喜欢旅游、高尔夫、红酒、威士忌、珠宝和古代字画。781
人们都希望富裕，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的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现实总是很残酷的，与大量富人同时存在的是更大量存在的贫困人口。2011年，中国贫穷人口1.28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十分之一，而这个贫困标准，只是每年纯收入2300元，平均每天6.3元。782当然，这种比较容易使问题扩大化，因为这部分穷人和富人不是生活在一个圈子里的，但是现代媒体的发展却在不断地强化这一反差所产生的作用，这是不可扼制的历史趋势。
问题三，环境污染。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化是整个中国的梦想，1958年，全国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大炼钢铁，但是二十年过去了，工业化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全国1/3的人口还处于不能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线之下783，工业化目标的重要性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让位于解决人们温饱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不仅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穿住用问题，而且工业化的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五十年代人们的想像范围，2010年时，中国钢铁产量已超过6亿吨784，相当于1958年人们远大理想的60倍；工业总产值70万亿785，是1957年工业总产值的900倍。786
历史的发展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料，五十年代人们对于工业化的热切追求，最终导致了三年的大饥荒，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于温饱的追求却推动了工业的大发展。2010年我国农林牧渔业累计总产值不到7万亿元787，而工业总产值则已达到70万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倍；即使是农业，没有农药、化肥、机械化、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产量吗？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现代工业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的。
然而，工业化的巨大发展是在不断地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吗？改革开放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候，人们对于工业发展所产生的自豪感与幸福感是相同的吗？当我们离理想越来越近时，我们是不是又产生了新的欲望？正是这些新的欲望、新的追求使我们伸手接过上帝递给我们的苹果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苹果上有两个巨大的虫眼。在我们在享受发展这个苹果的同时，也在越来越大口地咀嚼着发展带给我们的“虫子”。
首先是水的问题。
水是工业生产必须的原材料，采矿选矿需要用水，金属冶炼需要用水，炼焦煤气需要水，机械加工需要水，石油化工需要水，造纸印染需要水，没有水，工业生产无法进行。“万物因水而生”，这不仅是自然界的定律，而且是工业生产的定律，然而他们的区别是，水在自然界中的流转是良性的，重复的，而在工业生产中的流转则是不可逆的，它必然造成水的污染。
除工业用水外，农业也成为水污染的重要源头。农业造成的水污染的第一原因就是化肥。2005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为4766万吨788，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达400公斤以上，789所施氮肥的一半在其被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气体形态逸失到大气中或从水下流失，造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的污染，大量的使用化肥也造成了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农业造成水污染的第二原因就是农药。为了有效防治病虫害，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每年，我国的农药使用量达到100万吨，790大量的农药是不能被分解和吸收的，它不仅破坏了农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而且化学农药残留在作物和水体内也形成一定的累积，造成人畜中毒。
除工农业外，人们大量使用的洗衣粉、洗洁净、洗发水等日化产品，也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据说，中国一年洗衣污水量将近22亿吨，相当于34个十三陵水库或76个昆明湖。791
事实上，无论是农业污染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污染，最根本的还是来源于工业的生产，几乎所有的污染物都是工业生产制造出来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影响恶劣的水污染事件不断发生，如1994年的淮河污染事件，2002年的南盘江染污事件，2003年的黄河三门峡水库污染事件，2004年的沱江污染事件，2005年的綦江污染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2006年的白洋淀死鱼事件，2007年的太湖、巢湖、滇池蓝藻暴发事件，2009年的广西永福县水污染、福州生态溪遭污染、山东胶州受污染、赤峰水污染，等等。
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由于污染严重，全国1/3的水体不适于鱼类生存，1/4的水体不适于灌溉，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50%的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792李侃如称“仅有1/7的农村居民和一半的城市居民可以获得安全用水”，“全国约60%的人饮用的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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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养化的湖泊
  
2008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200条河流409个断面中，四一五类和劣五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24.2%和20.8%。其中黄河、淮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而淮河受污染最严重。淮河在评价的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794。这还是在国家花了600亿治理的基础之上的795。
水是个体生命结构的基本元素之一，人体中的水分，大约占到了体重的70%，人类需要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也需要水的输送，污染水不可避免地将各种有害物质带入人体，严重影响人们生命安全。
20世纪80年代，沱江流域亚硝酸含量超出正常情况的30倍，2000年，超出正常情况的110多倍，到2004年沱江污染事件发生的时候，亚硝酸超过正常情况的130多倍。796而沱江流域的癌症患者，大部分和消化系统有关，比如简阳的食道癌、胃癌偏高，内江的肝癌患病率偏高，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因癌症发病率高，被称为“癌症村”797。重污染的淮河地区，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798。其支流奎河污染酚含量超标1500倍，沿岸井水大肠杆菌超标有至7600倍，被奎河污染的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少程村年癌症死亡率竟高达5%，799约是世界癌症平均死亡率的500倍。另一支流黑河，100%河段水质全部属于劣五类，沿岸人群死亡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均高于正常人群，每3个成年人就有2个肝肿大，每10个儿童就有9个肝不正常，新生儿致畸率竟达6%。800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607.2亿吨”，“水污染对农村居民健康造成的损失为178.6亿元，污染型缺水造成的损失为1478.3亿元，水污染造成的工业用水额外治理成本为462.6亿元，水污染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为468.4亿元，水污染造成的城市生活用水额外治理和防护成本为274.9亿元。”801
2006年3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了“保护长江万里行”考察队，其考察结论是：“长江的生态寿命只余下10年！”
2006年7月，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披露我国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约占全国耕地的1/10，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802
2013年2月17日，各网站803报导“内地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仅3%”。
有人说，“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804有人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805
除了水，另一个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空气。
一个成年人每天呼吸大约2万多次，吸入空气达15-20立方米。因此，被污染了的空气对人体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一个无论是穷人和富人都无法躲避的严峻事实，甚至是越是富人越是难以躲避这一灾难。
现代的空气污染远不是冷兵器时代群马奔驰时所扬起来的灰尘所能比的，空气的污染源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二氧化硫排放。工业企业的发展使得煤炭消耗量不断增加，随之也带来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急剧上升，2006年、200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是2594.4万吨、2468.1万吨806，这是酸雨形成的主要材料。
第二是烟尘、粉尘污染。主要排放源是火电厂和工业锅炉，大量的粉尘悬浮在空气中，可以被人直接吸入肺部，是PM2.5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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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代价
  
第三是机动车尾气污染。受经济增长的推动，我国机动车近年来数量迅速增长，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机动车数量增长速率更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等排放总量逐年上升，是PM2.5的第二大来源。
空气污染对环境与人类造成的伤害是巨大而明显的：
第一是对植物的伤害。植物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受二氧化硫、氟化物等污染的空气会形成酸雨，这种酸雨会腐蚀一切被淋到的物品，包括纸制品、纺织品、皮革制品甚至汽车、建筑物，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植物，它使植物叶表面产生伤斑，或者直接使叶枯萎脱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植物产量下降，品质变坏。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由二氧化硫排放引起的酸雨污染范围不断扩大，已扩展到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大部分地区，遍及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安徽、山东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地区已占全国面积的40%左右。807
第二是影响空气可见度。现代社会，阳光权成为人们的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邻里建筑而引起的阳光权争议，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争议之一，但是因空气质量而产生的阳光权却成为人们难以摆脱的苦恼。从工厂、发电站、汽车、家庭取暖设备向大气中排放的大量烟尘微粒，使空气变得非常浑浊。北京是空气可见度较差的城市，有报道称2013年1月29天中有24天是雾霾天808，因此有人调侃，“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天安门广场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
第三就是对人们出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近一些年来，因雾霾而产生的航班延误、高速封闭等报导屡见报端，具体数量无法统计，但却是人们感受最深的。
第四就是空气污染物对人体的直接伤害。当大气中污染物的浓度很高时，会造成急性污染中毒809，即使大气中污染物浓度不高，但人体成年累月呼吸污染了的空气，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及肺癌等疾病。有报导显示，在大范围雾霾天气影响下，医院的呼吸科和儿科病患也明显增多。810经过大量宣传，现在人们熟知的病因就是PM2.5，它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直径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因其细微且含有毒有害物质，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容易诱发或加重气管炎、咽喉炎、眼结膜炎等疾病。
在根据2004-2009年的数据分析基础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指出：PM2.5污染悄然吞噬掉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蓝天，还有公众的健康，2010年北京、上海因PM2.5污染致死已经接近同期交通意外死亡人数的3倍。在现有的空气质量下，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将高达8572人，因早死而致的经济损失达68亿人民币811。因此，绿色和平呼吁：PM2.5污染已经进入高发期，保障公众健康亟需一个明确的和积极的PM2.5达标时间表。
与空气直接接触的是肺，污染的空气对人伤害最大也应该是肺，虽然没有权威机构证实空气污染跟肺癌的直接关系，但也没有机构否认这一关系的存在。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来源于24个省的72个监测点，覆盖8500万人。年报显示，每年新发现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8550人，每分钟6人。从病种看，居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第一位的是肺癌，死亡第一位的仍是肺癌。812
北京市卫生局统计数据显示2001至2010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了56%，全市新发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为肺癌患者，2010年，北京市户籍人口男性恶性肿瘤中肺癌居第一位，在女性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813
卫生部提供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死因调查的数字显示，中国肺癌死亡率在过去的30年增加了465%，城市居民癌症死亡居首位，在农村居民死亡排名中恶性肿瘤居第二位。814
问题四，资源能源危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是以能源的消费为支撑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尤其是现代中国，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能源危机”。815有人称，“如果以当前的速度消耗下去，石油储量大约会在2050年左右宣告枯竭，天然气将在57-65年内枯竭，煤储量仅可供应169年。”816
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以当前的速度消耗下去”？
以最严重的石油消费为例，大家都知道，石油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支柱原料，既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能源之一，也是许多化学工业产品如溶剂、化肥、杀虫剂和塑料等的原料。而在所有的柴汽油消耗中，汽车消耗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817，然而汽车业的发展却不是水平的前进的，1980年180万辆，1990年551万辆818，2003年达到2421万辆819，2009年达到7619万辆820，2010年达到9086万辆821。不断增速的汽车产量，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它对石油资源造成的压力却越来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我国的石油消费由1990年的1.18亿吨，增加到2006年的3.4亿吨，2011年的4.9亿吨822，2012年《BP世界能源统计》称，“中国再次成为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的最大来源”，不断增长的石油消费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伴随着汽车用油的大量增加，是不断提升的油价，拿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93#汽油来说，2001年9月份还是2.4元/升，2013年长到7.41元/升，部分车主走进“买得起车烧不起油”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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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6539万辆
  
石油用完了，父母眼中最宝贝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怎么过？何况，这种日子近在眼前了！
然而，问题仅仅是石油吗？
2011年国内天然气市场进一步扩大，消费快速增加，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29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0.6%；进口量超过了30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2%823。十年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全球排名提升16位，位居世界第四；中国天然气产量全球排名提升9位，位列世界第7位。中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成为天然气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
再看中国第三大能源——煤炭，2011年，中国煤炭的消费量达到34.5亿吨，824接近全球消费总量的一半。伴随着消费量的增长，必然是开采量的增加，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国煤炭行业经济运行取得了长足发展，生产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煤炭产量持续增长，1976年4.83亿吨，1989年突破10亿吨，1992年达到11.164亿吨，居世界第一位，2005年达21.9亿吨，2012年产量达36.6亿吨825。不断增加的产能，不断实现的跨越，然而这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呢？在2010年时甚至就有人说“三十八年后中国煤炭储量或将枯竭”826，这仅仅是一种杞人忧天的表示，或者是对中国不负责任的污蔑吗？
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却不仅仅是能源量的增加，而是包括一切资源：从1990年到2006年，十六年的时间里，粗钢由5100万吨增加到4.2亿吨，铜由51.2万吨增加到372万吨，铝由86.1万吨增加到865万吨，金属矿产消费增加了8-10倍！827我国已经进入矿产资源高强度、快速耗费时期。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矿产资源的高速消费？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新时代的新要求
世界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的，这一点二千五百年前的赫拉克利特就知道了，他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现在已成常识。
变化的世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如不断扩大的城市，不断拓宽的马路，不断增加的住房面积，不断恶化的大气环境等；精神的世界主要是指人们的认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如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对于公平的需求度、对于民主的认同度、对于权威的态度等等。
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变化是互为诱因的，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因为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而物质世界也会因为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变化。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原来对战争的担忧、对阶级斗争的担忧变化为对食物的渴望、对物质的强烈需求。
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物质的世界变化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跟随着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根本不会思考的问题——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反思，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828“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829“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830，“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831并在1992年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832的著名论断，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展一直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面包是他们最大的需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其他的目标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当人们的物质欲望被充分满足之后，人们的其他需求就开始强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史，其实就是伴随着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而其他欲望不断上升的发展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产品的供给。越来越多地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类似的问题：1998年中央财政在公益性投资方面仅占11.94%，其中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方面三项加在一起只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23%833；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医疗卫生服务报告中披露，191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公正指数中，中国排188位834；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事业的投入仅占当年总支出的5.4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中，中国的社会发展在世界中列第104位，仍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水平。”835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836，但是在理论界已经有人开始提出对这一主要矛盾的质疑837，可能他们的判断是武断的，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的矛盾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量的变化，新世纪的这一主要矛盾远不如九十年代时那么突出了，更不如八十年代突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可能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吧！
因此，新时代的发展观已经开始新的转变，他强调以社会发展为重点的全面的发展，而不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
第二个问题，发展可以不计代价吗？
任何成绩的取得都是要有代价的，就像人活着就要吃饭，要开汽车就得烧油，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经济发展的代价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源，二是人，是威廉·配第说的土地和劳动，也是马克思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差不差，一个意思。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不考虑发展的代价的，农民可以不戴任何防护设施在农田里喷洒农药，工人可以在重污染的车间里加班加点而无丝毫怨言，只要能产生利润，人们会毫不吝啬地增加原材料的投入，无所顾忌地倾倒工业废水。然而到了新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发展的代价问题。
在资源方面，我们是资源大国吗？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我们还是资源大国吗？2007年，中国三大能源可采储量占世界的比重，煤炭是13.51%，石油是1.30%，天然气是1.88%。838这一数量和这一比例的能源能保证我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多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八十年代以前的为中国人所自豪的地大物博观念不断地被人们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担忧所取代。“可持续发展”这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才提出来的概念839，到了九十年代就已经为中国广泛接受，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主要就是围绕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三个方面展开，新世纪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
既然许多资源是不可能“永续利用”的，那么人们开始思考的就是要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它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资源的利用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单位能耗降低的速度是很快的，从1985年到2006年二十年间，综合衡量应该在七到九成左右840，但是我们一直强调，比较不仅是纵向的，还有横向的，现实的许多数据表明，现代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单位能耗是比较高的，以2005年的每单位GDP电耗为例：中国是1.05千瓦/美元，而同期美国的数值为0.33，日本为0.22、德国为0.21，英国为0.17，而印度也只有0.65。841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更加强调更高效的资源利用率，这已经不是经济成本的问题了。
资源说完了，我们再说人的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人们对于人本身的关怀大多还局限于吃得饱穿得暖，而对于其他方面，似乎很缺少现代人的关心与关注。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1975年生），母亲为了给我杀虱子842，直接把六六粉抹在棉裤里面的针线缝里，直接把六六粉撒在头发里，然后用塑料纸包上杀它843。我也曾数次听我的同事刘朝辉844跟我们谈起一件事情：小时顽皮，被父亲追打，急窜到一个大池塘边南瓜秧下，父亲追来，站在塘岸上伸头看了两眼，看没啥反映，转身回家了。朝辉同志很感慨：他当初怎么就不怕我掉塘里淹死了呢？
类似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很普遍，但是现在却不会再发生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随着人们物质欲望的不断满足，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具体化到经济发展或经济建设中，过去人们可以不顾生死，不要健康，为博取温饱而艰苦奋斗，而现在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为了经济发展而需要付出的人本身的代价。
值吗？在衡量物质财富的天平上，人的健康和安全的砝码越来越重。
先说安全问题。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安全事故是不可能避免的，上个世纪这个问题不可能没有，但是远没有现在这样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对于生命权的关注。有这样一个统计：2005年，我国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是0.7人，工矿商贸企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故事死亡人数是3.85人。845中国是一个富煤的国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能源，煤矿成为推动产煤地区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大量存在的小煤矿由于管理不到位、安全技术装备水平低等，造成的事故隐患也比较多，虽经多方治理，从2002年起这一数据在不断下降，然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仍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2006年，我国共发生2976次安全事故，死亡4746人，每百万吨煤死亡率2.04人，而同期美国只有0.03人，南非只有0.13人。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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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难
  
2003年的非典危机、2011年的温州动车组事故，以及不断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不断地推动人们去反思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发展的最终目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搞建设、谋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并非不计代价”，“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847
除了安全外就是健康问题，从铺天盖地的保健品、营养品、健身馆等各种各样的广告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健康问题的关注。发展中的健康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健康问题，一是消费社会财富过程中的健康问题。
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的健康问题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讲的职业病。工作是需要体力、脑力消耗的，这是小问题，关键是任何工作都是在一定的工作环境中的，农民会接触农药，工人会工作在噪音、粉尘里，办公室的白领也会受到久坐、电磁辐射的困扰。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劳动本身还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如果劳动让人们不健康，劳动还是人们的第一需要吗？
社会财富消费过程中的健康问题，其实基本上就是吃的问题。三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胖还是人们希望的存在状态，人们常说，“你看人家长得多好看呀！胖胖的，富态。”那个时候，“瘦猴”基本上是营养不良的代称，人们也会从中判断出此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二十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现代中国，许多中国人开始为营养过剩带来的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等身体健康问题而发愁了，这是中国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后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2002年，我国有近3亿人超重和肥胖，全国18岁以上成年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而这个数据到了2010年就达到了32.1%和9.9%，848目前18岁以上居民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为18.8%，人数有1.6亿；糖尿病患病率为2.6%，人数有2000多万；血脂异常的患病率为18.6%，人数有1.6亿。849当然，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不仅仅只是热量和营养的过剩，还有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激素和各种食物添加剂所产生的健康安全问题，譬如速成鸡产生的人们对身体健康影响的担忧，譬如各种食品添加剂、甚至三聚氰胺、塑化剂等产生的人们对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等等。
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是七十年代中国普遍的贫困化推动的，它为的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在物质财富匮乏的年代，财富与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对物质的追求就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直接内容。为了增加物质供给量，所有的人都围着“钱”转，个人追求财富，企业追求利润，政府追求GDP。跟着钱的屁股后面转了三十年，人们忽然回过神来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吗？财富和幸福之间是画等号的吗？于是我们又把注意力的焦点转回到人自身上来，科学发展为什么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与人们这种观念的转变相一致的。
第三个问题，非均衡发展的手段性是不是在异化？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分配，让很多人“磨洋工”，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适当的贫富差距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它会刺激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改革开放采取了非均衡发展的模式。
中国的非均衡发展包括两条：一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大局”思想。但是大家要知道，邓小平第一个大局是为第二个大局服务的，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850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实现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宏伟目标，但是事实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得如此之快、富裕的程度如此之高，让人们一时难以接受。而且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我们的道路并不是按照预想的那样“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难以扼制地按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路子走下去。新世纪以来，这种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影响和带动作用，逐渐被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冲击。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刺激作用不断减弱，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突然大量增多的富豪的被杀、被劫持等刑事案件851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产生出来的“仇富”心理，也不断地碰触人们敏感的神经。社会仇富心理增加了“富人”的不安全感。
二十一世纪之后，安全门、防盗门、小区保安，以及各种安保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四川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李海仓事件之后开始聘请“几名有经验的退役军人”作为贴身保镖，四川省公安厅还特别为他开设24小时的保安热线，保护他的人身安全。重庆警方“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852。如果觉得保护还不安全，那就只有移民了。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海外，47%正在考虑移民。”853不知是不是危言耸听。
但是无论是哪一条，都不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所愿意看到的。
然而仇富心理不仅仅是针对富人的，同时也是针对社会的。2010年三四月份的校园伤害案件，四十天内发生五起，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五起事件都是因为社会不公造成的，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因为此，温家宝总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854除此以外，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也是当代中国“风险挑战前所未有”855的重要原因之一。
“缺什么补什么”，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为什么强调和谐？我们为什么强调统筹？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现实挑战考量基础之上的。新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妥善地处理好贫富差距问题，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这不是长远目标，不是理想状态，而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一切因需要而产生
邓小平是强调思想解放的，如何解决因“解放思想”而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并没有给出答案，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任何社会都是存在问题的，而这些问题又必然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任何一个社会的管理者也都不会把所有问题放在相同的议事日程上。英明的领导人是那些能准确地发现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解决社会主要问题的人。
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邓小平坚信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他仍然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他强调，“现在就是好机会”，“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856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九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是稳定的，矛盾还没有积累到要裂变的程度。
政策不变，不是因为世界不变，而是因为世界还没有变到那个份上，世界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新世纪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不是九十年代所能比的了。
无论如何，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所说的“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这种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正视和面对的，因为只有建立在变化了的世界的正确判断之上，她才可能承继光荣，再造辉煌。也正是在这种正视和面对的基础上，正是在对中国及世界形势的判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提出“科学发展观”。857
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思路。
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2004年2月举办了一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研究班。
2004年3月22、25、26、28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四篇社论，四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858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基础之上，经过对社会不断凸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梳理，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寻找到了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式与发展目标的理论指引。
到现在为止，科学发展观提出十年了。科学发展观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也已超过五年，然而这么多年以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学习，轰轰烈烈，卓有成效，“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等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口头上讲了、文件上也写了，而贯彻落实得却不好；一些中央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事情，依然我行我素、屡禁不止。”859
可见，要想实现新的伟大的“中国梦”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还好，十八大强调提出了“求真务实”860。
还好，习近平同志已经开始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861，“关键在于落实”862。
“集结号”863已经吹响，新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后记
好像每本书都得有个后记，咱不能免俗；好像大多数书的后记都是在感谢，咱更不能免俗。
首先感谢“神”，这本小书终于完成了。做学问是项苦差事，2012年5月份开始，本以为简单的辛苦工作开始了，在激情的作用下，通宵达旦，夜以继日，除了腰酸背疼，毫无惓意。8月15日，因事回徐州老家，带着电脑，带着资料，然而俗事缠身，写作的感觉一去不复返了，着急上火，无济于事。11月，天啊！神啊！主啊！感觉终于找到了，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写作过程。春天已经到来了，磨了一年的小手术刀终于可以见人了，问题肯定很多，比不了磨了四十多年的《资本论》，更比不了磨了一千六百年的《圣经》。在“速食”的现代社会，也就这样吧。
其次感谢英明神武的各级领导。作为一个有组织的人，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即使是人迹难觅的寒假校园，办公室里24小时不间断的中央空调，让我这个极怕冷的人在寒冷的冬夜里也可以奋战到凌晨或黎明（但愿不要因此说我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写作，生物钟搞乱了，上班时间，可能已经倒在办公室沙发上睡了，敲门也不开，因此也躲开了许多杂务，有组织的人，组织纪律性差了，然而领导却没有给我太多的责备；长期伏案，累得够呛（还好没吐血），但是领导和同志们的丝丝关怀，还是让我感受到了战友之谊。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王宏波老师。一个偶然得到的电话号码，随意地拨了出去，王老师很热情、很诚恳，我将还未完成的书稿发了过去，第二天王老师就给了回复，并提出了出版设想。如此的效率与真诚，让人如沐春风，“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就这样找到了。
对了，还有许多需要感谢的人：孙衍老师、刘飞老师、李珊老师、张津津老师，还有同事周咏樨、吴欣，学生熊云熙，其他人都包括在等等里了吧。
最后，有一点重要的说明：因为并不希望把这本书写成一部枯燥的纯学术作品，所以也导致了自己对某些史实评价得不够准确，有点随意，希望读者批判地吸收，发现那嬉皮笑脸下面严肃的灵魂。水平有限，问题必然很多，也诚恳地希望您给予宝贵的批评，我的邮箱：123467304@qq.com。
201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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